自己的二楼

自己顶一顶

欢迎长驻

又名屌丝是怎样炼成的。
一.
初听王小柱这个名字，我觉得有些古怪，也觉得这名字里应该有其内涵和深度可寻。因为一般像这种另类的名字，定然会是诞生在一个颇有性格的家庭。
然而王小柱却不是，他父母以前是工人，再普通不过，这个名字是他当农民的爷爷给他取的，当我知道这个典故以后，便觉得这名字不再个性，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我想人的姓名是伴随其一生的，王小柱这样的名字，配上他的草根背景，基本没什么悦耳的可能性。说好听点这叫朴实无华。说难听点，这几乎等于草菅人命。

那段时间我辞职在家，整日游手好闲，偶尔到楼下打打篮球，王小柱是我们小区的保安，年龄比我小上一两岁，在球场上他活蹦乱跳，看上去全然没有忧愁，球打完后，我们会一起坐在球场边的草地上聊上两句，每当这个时候王小柱就会拿出他的手机，放很大声的音乐。
小柱是个快乐的人，**子过得不如意的时候，心情沉重，这时候遇到他，看见他开心的样子，就会觉得一个比我过得更不如意的人也能如此开心，那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我便觉得眼前一切都可以战胜，都微不足道，也跟着他开心起来。

长期的接触使得我和他成为了朋友，偶尔我还会邀请他到我家坐坐，一起喝两杯酒，小柱每次来了，酒也不喝，只坐片刻，就会离开，“待会儿要换班，我要赶回小区大门。”他对我说。
人一旦无事可做，闲散下来的时间就会过得特别慢，熬了很久，到了年末，职场上又是一副兵荒马乱的模样，想想自己的账户里还有些余钱，加上家里接济，熬到开年不成问题，索性就这样放松，什么都不再理会。
年底聚会很多，我常常在外面和朋友们玩到深夜，带着几分醉意回家，进小区的时候，保安室的灯还亮着，有时候里面的人是王小柱，你就会听见劣质的音乐声，要不是他，整个保安室就会安静许多，几乎听不见有任何声响，只有当我路过的时候，里面的人才会抬头看我一眼，然后再低下头，不再动作。

这个冬天接连下了好几场大雪，新闻上喜悦的说着来年未知的丰收和全新的政策。
这时我想起了蜷缩在保安室里的王小柱，于是我再次邀请他到我家做客。王小柱答应了，第二天晚上，他带着几瓶酒和一些小菜，来到我家。
“我辞职了。”他对我说。
这让我有点意外，同时心里也为他感到高兴。
“那明年见不到你了？”我笑着问。
“我还是会留这儿发展，不过不做保安了，想出去再找找。”他开了一瓶酒，对我说。
“那就好。”我端起酒杯，和他一饮而尽。
酒是语言的催化剂，它有奇妙的作用，能解开那捆住你的那一点拘束和陌生，当我和王小柱越喝越多，我们开始无话不谈，像一对十多年的好哥们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对许多朋友不能推心置腹，但对王小柱却交谈入心。或许是觉得他人朴实无华，或许来年我就已经见不到他了。所以对于这种短暂的相逢，总是等于遇到一个难得的忏悔机会，你倾述一番，纾解压力，同时又绝无后患。
我觉得整个人飘在云端，一身的轻松和自在，窗外寒风，空中大雪，不再忧愁。我感谢王小柱，掏心窝的话一筐一筐的说给他听，从工作到生活，从朋友到爱情，说到深处，呷一口酒，便是放肆的笑或滚烫的泪。
我的故事不长，讲完后我已经昏昏欲睡，我倒在沙发上，对王小柱说，兄弟，说说你的事儿吧。
他沉思了一下，将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

不看

二 、故事
我的童年在县里的硫酸厂渡过，父母是厂里面的工人，都在车间里工作，整日带着口罩和帽子，穿一身灰蓬蓬的衣服。我的记忆里是高耸的烟囱，和大片灰色的泥土。
那时厂里安排的宿舍就在厂区里面，我妈常常是第一个下班回家，过一会儿父亲也回来，这时候才看见他们摘下帽子和口罩，在厨房里忙活。但那件青灰色的衣服，却是不会脱下。
对于父母的身份一直是我童年较为骄傲的一件事，爷爷常常夸父亲，说他有出息，能干。
我问爷爷，什么叫有出息。
爷爷愣了一下，然后告诉我就是出人头地。我点点头，一知半解。
硫酸厂很大，那时候是我们县的重点企业，每周都有县里的领导来厂里视察，后面就会跟一个县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影机全程拍摄。偶尔要来大领导，据说是市里或省上的，那便是厂里最隆重的时刻，张灯结彩，歌舞升平，这样的时候不多，一旦遇上，厂长徐叔就会动员我们这些厂里的孩子，给我们买点儿糖果，叫我们在厂里大扫除，也不是很累，就是擦擦会议室的玻璃，扫一扫地上的灰尘。我们也很乐意，往往痛快的答应。
我爸说徐叔是副厂长，但小孩子不怎么分得清正副，平日里叫他徐叔，要是遇见他在厂里和工人一起打牌，就会去过叫他一声徐厂长，徐叔听了高兴，就会塞一两块钱到我们手里。
这一两块钱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极大的欢喜。所以我童年的时候，徐叔在我们厂的孩子心中，声望极高，印象极好。

因为徐叔的关系，他的儿子徐亮在我们厂孩子当中也是受人尊崇的对象，不过这种尊崇背后多少有些不甘，因为徐亮不像徐叔，对我们总是微笑，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要骂你两句或踹你两脚。我们之所以怕他，不是因为稀罕徐叔每次给我们的一两块钱，而是因为家里大人说，要忍着徐亮，不然他爸爸不高兴，你们没糖吃，咱们就没饭吃了。
我那时候小，但隐约也明白了其中关系，我父母是普通工人，徐亮的父亲是副厂长。
父亲说这叫领导，领导不高兴了，就会让你更不高兴。
我大声说不讲道理吗！咱们又没做坏事，倒是徐亮一直在使坏。
父亲说你小孩子懂个屁，这就是道理。
后来我明白不止我父亲这样对我说，院子里的其他伙伴，张德顺，李开广，王仁义。他们的父亲都这样对他们说过。
其实徐亮这人也不是特别讨厌，虽然脾气不好，但遇到厂外的孩子欺负我们，他也总会为我们打抱不平。我们虽然有些怕着他，但实际上也算是朋友。不过朋友归朋友，在厂里，徐亮就是咱们孩子里的皇帝，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有一次王仁义做错了事儿，徐亮就在他头上打开了一个口，王仁义知道这事儿告诉自己的父亲没用，于是他哭着跑去找了徐叔，告了徐亮的状。
徐叔那天在打牌，输了钱，听见王仁义告状，又见王仁义脑袋上直冒血。勃然大怒，将徐亮捉回，在厂区的操场上当着众多人的面狠狠的揍了他一顿。
讽刺的是，王仁义的父亲一边抱着满脑袋血的儿子，一边跑上前去，讪笑着说徐厂，小孩子不懂事，你就消消气吧。
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面面相窥，心想：王仁义到底是不是他爹的亲儿子，还是他真的是他妈在粪坑里捞回来的屎货。

总之不管怎样，从此以后，王仁义的脑门上就多了一道难看的伤疤，挥之不去。
而徐亮被他爹当众羞辱，一气之下三天没有出过门。据张德顺说，徐亮是觉得面子是挂不住，怕我们笑话他。其实我们那儿敢笑话他呀，王仁义脑瓜子上那么大一个伤疤，简直就是我们的明灯警示。每次背后想骂徐亮两句，只要王仁义一出现，我们看见他脑袋上的那道伤痕，就统统选择了缄默。
王仁义告诉我们，总有一天，他要徐亮还回来。他问我，小柱，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让徐亮还回来。
我想了一会儿，于是告诉他：第一，你去找厂长的儿子教训他。第二，你成为厂长的儿子。第三，你成为厂长，不过这样太久了，还是前两条路方便一些。
王仁义一听拍了拍脑袋，笑道对对对，我选第二，我回去给我爸说，我要认厂长当干爹。
我当时一听王仁义这么说，心想坏了，这个当儿子的好机会给他占便宜了，我他妈怎么那么傻，就要告诉他呢。以后一个徐亮对付不过来，又来一个满腔怒火的王仁义。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看着王仁义远去的背影，我心想，下次见到他，他可就是厂长的干儿子了，肯定全身上下都是说不出的神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