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写小说的父亲自己也一直想写小说，我写过很多小说后，他的第一篇小说始终没有完成。他是很不甘心地老了，只能借我的笔讲讲五十年前的一段旧梦。于是，他把我推到1952年秋天的阳光下……） 羊山是座穷山，大而老实。大气都不敢出似的蹲在皖中一隅，安静得像没有一样。这座山里的人，有点像山上的树叶，生长一季，又悄然零落，一个带响的都没有。因为穷，许多事就顾不上了。羊山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学念书的好命。
在羊山，管教书匠叫老师大约是5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羊山人一直称教书匠为先生。
羊山的先生其实只有一个，大号叫麻先生。
麻先生在羊山开城桥开馆已经二十来年了。
开城桥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不全是山乡，也不全是水乡。山在这个地方是不缺的，西北方向耸着、俯着、卧着、蹲着的全是青山。水则割据东南。很长的一条河，弯到这里竟开阔了一点湖的襟怀。水没有什么波澜。洲、渚、青苹、白苇、红菱、翠鸟、苍烟夕照都画在湖上。湖像一面镜子。从水路行舟，到县城是七十里；从山路越羊山到县城是九十里。山水都没有为乡民们疏通出一点便利。外面的世界要渗进这片湖光山色，很难。
麻先生学馆里有三四十个学生。羊山将念书不称为上学，叫“喝墨水”。开城桥是出百工的地方，竹匠，木匠，织席，弹棉花，劁工……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念书喝墨水，只有麻先生。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套用这句俗语，来形容麻先生在羊山人心里的地位，非常恰当。谁家想让孩子识字，就送到麻先生馆里喝点墨水。
五十年代的某个秋天，父亲挑着一担谷子牵着我向麻先生的学馆里走来。五里路，翻山坡拐湖畔，脚步声时而惊动两只水鸟射进秋天的阳光。父亲走得沉重，急迫。那担谷子是我的学费。
我一直没敢奢望父亲会舍得每年花一担新谷供我念书。念书应该是阿虫的事才对。阿虫是大队童会计的儿子。他是独子，家境也宽裕。他的两条绿鼻涕特别引人注目，不分季节地拖在鼻子底下，拧不干净也吸不进去，活像两条青虫——我们就都叫他阿虫。
入秋傍晚，阿虫的爸爸送来一张通知书。父亲刚从地里回来，在裤腿上擦擦满手的汗泥，才接过纸片，翻来倒去折腾了几下对着有字的一面问，这是叫我做什么？
童会计一边拍耳后边的花蚊子，一边抬起和脖子平铺直叙打成一片的胖脸，说，好事，通知你家碎米上学念书。
念书，是有这个打算的……父亲谦恭地说，只是收成不太好，谷子少了怕对不起先生……
今年不收谷子了，要钱，四块。童会计说。怕父亲不明白，又补充了那张纸片的内容：区里下的通知，羊山今年自办小学，正规学堂。上面还派了一个喝过洋墨水的老师来教书。我家虫子上的就是他的学。不过，入学的少了些，你家碎米也去凑个数。
父亲的脸无声地黑了。
报不报名随你，反正我通知到了。童会计懒得再费口舌，走了。
估摸会计走远了，父亲一清嗓子，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
第二天中午，父亲从村外回来。母亲往桌上端饭，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骂骂咧咧：“我还说来了什么好先生，一个偏分头！才二十几岁……哼！字写得跟野鸡扒雪一个样，算盘不会打，懒驴拉磨！长得倒白白净净的！他能教好学生？还喝过洋墨水！你供得起你家虫子，我可不敢糟踏我家的谷子……”
开城桥衡量先生有没有本事是两条标准，一是毛笔字，一是打算盘。像麻先生能把算盘扒得落子如飞，能用毛笔或楷或隶写墨花射日的春联，就凭这两样，通向麻先生的学馆路，多年来总会被许多虔敬的脚磨得格外平坦。
现在这条路被打进一个锲子：大队新办的小学就拦在途中。新学堂是刚完工的两间青砖瓦房，在开城桥的土屋茅舍之间，鹤立出一种新气象。新学堂和麻先生的老式学馆隔得不远，中间横着一条旱沟，半丈深，有些像地面裂开的一张干渴的嘴。沟上简单地搭一根独木桥。这道桥牵着两所新旧学堂营造出一处别扭的风景，仿佛一个老妇挽着一个青年。
父亲牵着我走过新学堂。
一位白皙单薄，梳着偏分头的年轻先生迎出来。
来报名啦？欢迎！
不，我们去那边，麻先生的学堂！
父亲的语气抵制不住地骄傲，同时故意响亮地把谷子换到左肩。偏分头先生脸红了，有点失望，有点讷讷，有点感伤地让在路旁。父亲牵着我昂头从独木桥上走过去。
麻先生的学馆到了。
在羊山，管教书匠叫老师大约是5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羊山人一直称教书匠为先生。
羊山的先生其实只有一个，大号叫麻先生。
麻先生在羊山开城桥开馆已经二十来年了。
开城桥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不全是山乡，也不全是水乡。山在这个地方是不缺的，西北方向耸着、俯着、卧着、蹲着的全是青山。水则割据东南。很长的一条河，弯到这里竟开阔了一点湖的襟怀。水没有什么波澜。洲、渚、青苹、白苇、红菱、翠鸟、苍烟夕照都画在湖上。湖像一面镜子。从水路行舟，到县城是七十里；从山路越羊山到县城是九十里。山水都没有为乡民们疏通出一点便利。外面的世界要渗进这片湖光山色，很难。
麻先生学馆里有三四十个学生。羊山将念书不称为上学，叫“喝墨水”。开城桥是出百工的地方，竹匠，木匠，织席，弹棉花，劁工……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念书喝墨水，只有麻先生。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套用这句俗语，来形容麻先生在羊山人心里的地位，非常恰当。谁家想让孩子识字，就送到麻先生馆里喝点墨水。
五十年代的某个秋天，父亲挑着一担谷子牵着我向麻先生的学馆里走来。五里路，翻山坡拐湖畔，脚步声时而惊动两只水鸟射进秋天的阳光。父亲走得沉重，急迫。那担谷子是我的学费。
我一直没敢奢望父亲会舍得每年花一担新谷供我念书。念书应该是阿虫的事才对。阿虫是大队童会计的儿子。他是独子，家境也宽裕。他的两条绿鼻涕特别引人注目，不分季节地拖在鼻子底下，拧不干净也吸不进去，活像两条青虫——我们就都叫他阿虫。
入秋傍晚，阿虫的爸爸送来一张通知书。父亲刚从地里回来，在裤腿上擦擦满手的汗泥，才接过纸片，翻来倒去折腾了几下对着有字的一面问，这是叫我做什么？
童会计一边拍耳后边的花蚊子，一边抬起和脖子平铺直叙打成一片的胖脸，说，好事，通知你家碎米上学念书。
念书，是有这个打算的……父亲谦恭地说，只是收成不太好，谷子少了怕对不起先生……
今年不收谷子了，要钱，四块。童会计说。怕父亲不明白，又补充了那张纸片的内容：区里下的通知，羊山今年自办小学，正规学堂。上面还派了一个喝过洋墨水的老师来教书。我家虫子上的就是他的学。不过，入学的少了些，你家碎米也去凑个数。
父亲的脸无声地黑了。
报不报名随你，反正我通知到了。童会计懒得再费口舌，走了。
估摸会计走远了，父亲一清嗓子，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
第二天中午，父亲从村外回来。母亲往桌上端饭，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骂骂咧咧：“我还说来了什么好先生，一个偏分头！才二十几岁……哼！字写得跟野鸡扒雪一个样，算盘不会打，懒驴拉磨！长得倒白白净净的！他能教好学生？还喝过洋墨水！你供得起你家虫子，我可不敢糟踏我家的谷子……”
开城桥衡量先生有没有本事是两条标准，一是毛笔字，一是打算盘。像麻先生能把算盘扒得落子如飞，能用毛笔或楷或隶写墨花射日的春联，就凭这两样，通向麻先生的学馆路，多年来总会被许多虔敬的脚磨得格外平坦。
现在这条路被打进一个锲子：大队新办的小学就拦在途中。新学堂是刚完工的两间青砖瓦房，在开城桥的土屋茅舍之间，鹤立出一种新气象。新学堂和麻先生的老式学馆隔得不远，中间横着一条旱沟，半丈深，有些像地面裂开的一张干渴的嘴。沟上简单地搭一根独木桥。这道桥牵着两所新旧学堂营造出一处别扭的风景，仿佛一个老妇挽着一个青年。
父亲牵着我走过新学堂。
一位白皙单薄，梳着偏分头的年轻先生迎出来。
来报名啦？欢迎！
不，我们去那边，麻先生的学堂！
父亲的语气抵制不住地骄傲，同时故意响亮地把谷子换到左肩。偏分头先生脸红了，有点失望，有点讷讷，有点感伤地让在路旁。父亲牵着我昂头从独木桥上走过去。
麻先生的学馆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