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以‘象形’、‘指事’为本源。‘象形’虽有如绘画，来自对象概括性极大的模拟。然而如同传闻中的结绳纪事一样，从一开始，象形字就已包含有超越被模拟对象的符号意义。一个字表现的不只是一个或一种对象，而且也经常是一类事实或过程，也包括主观的意味、要求和期望。……以后，它更以其净化了的线条美——比彩陶纹饰的抽象几何纹还要更为自由和更为多样的线的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和气势力量，终于形成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 （李泽厚《美的历程》p65. ）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它重神，所抓取的是“对象最主要本质特征”。（谢崇安《中国史前艺术》，p123，三环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像，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p11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象形触及的是事物本质，它已经是哲学化的了。
象形不是简单的形似，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类相形象，一些字已然是象征——它将物象加以提炼升华，其抽象程度与物象本体已形成一种象征即暗示关系，如篆书“人”、“牛”、“羊”、“水”。
象形突出的是物象的内部结构关系，指事既有物象内部的结构（本、末一类）的提示，也有物象之间的关系表现，如上、下，而会意则突出的完全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书法“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张怀瓘语）则表现的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联系）。这种普遍的规律为哲学的重要内容。
汉字在隶书以后走向了抽象，在将物象剥离或抽离后，它所剩下的就主要是形式、形式美——“合规律”的点线组合。除去文字内容不谈，从文字造型来讲，它所表现的已不是具体事物，而只能是事物的普遍关系或规律，故古人称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为“道”。安子介先生说，汉字是沿着“哲学化、逻辑化”道路演进的。因而汉字就不只是一种文字符号，同时也是哲学符号。在汉字中，哲学符号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直接的哲学符号，一、二、三、十，上、下之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八卦。八卦是哲学符号，也篆书里也是八个象形字。 画八卦与造汉字关系十分密切。《周易•系辞下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国学大师钱穆根据《易纬•乾凿度》指出八卦分别为八个象形字。又说：‘因而重之，犹如文字之有会意。引而伸之，犹如文之有假借。’” 所谓“重之”，也就是象“会意”字那样以象形字进行组合。 易象（八卦）产生于象形，并以会意和假借式的方法衍生出六十四卦。当代学者认为，“八卦开汉字构形之先河。从构形方略来说，八卦正是人对天地万物之象的一个主要概括。”所以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后世所造之书契是出于八卦的启示。” 许不但认为汉字起源于《易》，并以《易经》的“寰道观”编撰《说文》 ，且认为 “书者如也”。其《说文解字•序》解释文字的定义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正如宗白华所阐发的那样“书的任务就是如，写出来的字要‘如’我们心中对于物象的把握和理解。用抽象的点画表出‘物象之本’，这也就是说物象中的‘文’，就是交织在一个物象里或物象和物象的相互关系里的条理：长短、大小、疏密、朝揖、应接、向背、穿插等等的规律和结构。"这些规律和结构即道——阴阳的具体表现。
第二类为泛化的哲学符号。 即使作为泛化的哲学符号，汉字与古代哲学范畴“阴阳五行”仍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宋代哲学家邵雍曰：“字，心画也。笔画一成，分八街之体围，定五行之贵贱，决平生之祸福，知目前之吉凶。”换句话说，汉字是古人以哲学的眼光观照世界的产物，它是一种哲学化的符号。直接的哲学符号直接表达哲学观念，间接的哲学符号暗示哲学观念。
在汉字中存在这两重隐性结构：一为象形。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古人并不是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所谓“不象形的象形字”，也即今天的汉字仍然保留了象形字的基本结构。
二为太极图式，它是汉字的终极隐性结构。汉字的笔顺与结构无不受它影响、控制。太极图作为一种哲学符号，它的丰富的内涵也隐含于汉字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说，汉字成为一种泛化的哲学符号。
这样汉字包含了两重符号，一是表层的文字符号，二是深层的哲学符号；两重隐性结构：一是隐性的象形，二是太极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