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去和刘起见了面，吃了一餐饭。临别，刘起意味深长的留下一句话：李均这样下去，我很担心。
其实深究起来，我应该在内心对他是存有一些内疚的。大学毕业后，他没能留京，回到贵州家乡的县城法院做了一名书记员。在我毕业那年，他试图获得我父母的同意让我跟他回贵州，但是他被无情地告知：如果他不能回到北京工作，那么他和我的爱情将不会得到我的家庭的支持。
就在他可以升为助理审判员的前夕，他辞掉了法院的工作，回到北京专心准备考研。小双，我要拿到硕士学位，堂堂正正地走进你家把你迎娶。1996年夏天，他抱着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记得梧桐树叶间透过的细碎阳光温柔地洒在我的脸上，我闭上眼，明晃晃的一片。
但是现实太残酷，１９97、１９98年，李均两次报考中国政法大学，一次英语上了线，但政治没过；第二次政治上线了，英语却卡了壳儿，总分就差1分。后来听人说，考研里边猫腻太多，还是北大的相对公平些，于是他索性就报考了北大法学院。我曾托人找关系帮他联系导师。我李均要进去也是靠实力，求人情的事我做不来，他说。我想想那些拐弯的关系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也就没有再坚持。我们也曾为研究生招录比例的大幅提高而开怀不已，可是接下来的两年里，他还是没有走进北大，仍旧在这所声名赫赫的名牌大学围墙外日复一日地行走着。
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缺钱。他的父母已经退休，退休金又少得可怜，几乎是帮不上他什么忙。我的工资也很微薄，每个月700元的收入除了供两个人的日常生活外已所剩无几。我平时不敢乱花一分钱，即使坐公车，我也选最普通的，就因为这种车子比带空调的便宜一块钱。１９97年的上半年，李均还到律师事务所打工，但是后来，他连打工也不干了，一年里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考研的准备上。我曾希望他先考个律师资格证，先赚些钱再考研，但是他没听进去。
我为他这几年的失败痛心的同时，却并不绝望。但是李均却是越来越让我感觉陌生了，特别是当我看他的眼睛的时候，那种冰冷而空洞的目光让我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那短短的相聚的时间，他也很少说话，只要我不先开口，我想他是绝对不会主动和我说话的。在我的记忆里，慢慢累积的和他的故事竟然都以黑夜为背景，剩下的剧情几乎都是千篇一律：他的越来越粗鲁的侵入，我越来越麻木的迎合和心疼他的矛盾心情。
他很晚才睡，但是不断辗转——他失眠的状况很早就开始了。我抱住他。睡吧，别想太多了。他沉闷的应了一声。
抚摸着他干涩的头发，我突然被惊吓住了：穿过他的头发，我的手指间竟带下了大把的发丝。我叫出声来，随即拉开电灯。李均，你看看，你的头发怎么掉得这么厉害啊！他把我指间的头发扔掉。放心，我是习惯性脱发，很早就这样的。
不是的，李均，我知道你以前没有的！你别考研了好吗？我害怕……
你又来了。他有些不耐烦了。睡吧，明天我还要早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