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前言

0.1研究对象和背景
2013年3月13日，美国和肯尼亚联合考察团在肯尼亚曼达岛上发现了一枚由铜、银混合铸成的钱币，钱面上铸有“永乐通宝”字样。考察团成员库辛巴据此称：“人们知道，非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国家一直有着联系，但这枚钱币却可以让我们在中国与印度洋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展开新的讨论。”【1】
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永乐通宝，需要指出的是，永乐通宝虽然一开始是作为明朝的官方制钱被铸造的，但本文所要探讨的永乐通宝却不仅仅是明朝官铸的永乐通宝，而且还包括明朝民间私铸的永乐通宝以及其他国家仿照的永乐通宝。
肯尼亚曼答岛上出土的永乐通宝由铜、银混合制成，而明朝官铸永乐通宝的原料中并不包括银，这也表明该枚出土的永乐通宝并非明朝官铸之物。
实际上，相比在肯尼亚曼达岛仅仅一枚的出土量，永乐通宝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都有大量出土。20世纪70年代在西沙海域的一次水下考古中清理出铜钱80706枚，其中永乐通宝49684枚，占61%强。由此可以反映出永乐通宝在当时行用的盛况。从某种程度上讲，永乐通宝可以说在当时的明朝封贡体系中发挥了通用货币的职能。
在出土永乐通宝的所有国家中，又以日本的出土量为最多。公元1930年日本学者入田整三对从日本48处考古遗迹中发掘出的铜钱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总数554714枚的铜钱中,中国铜钱占99.8%，其中永乐通宝有29225枚,占明钱的73%，在此之后在日本的考古遗迹中又多次发掘出大量的永乐通宝。借用库辛巴的话说，永乐通宝在日本如此多的出土量完全可以让我们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展开充分的讨论。也就是说，通过永乐通宝这一有代表性的货币来考察当时中日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永乐通宝在中日交流史上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其在日本的大量出土，史料方面与永乐通宝东流日本的相关记载也较多，这些都为本研究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0.2 研究现状
国内方面，近年来关于货币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都有逐渐升温的趋势，但国内货币史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历代的货币政策及货币的流通情况，另一方面国内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则对中日之间的货币流通关注较少。因此，就目前来讲，国内与永乐通宝东流日本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
彭信威所著《中国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史最权威的著作、对于以永乐通宝为代表的明钱外流现象有所涉及。秦子卿《江苏历代货币史》内有一节专门介绍明代江苏所铸铜钱的外流。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作为国内少有的对外货币交流史专著，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明钱的外流现象。
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和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等中日关系史著作对于明钱东流日本现象有所论述。但由于上述著作多为通史型作品，讲求面面俱到，因此多只是点到为止地提及了永乐通宝东流日本这一现象，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周爱萍多年来致力于中日货币交流史的研究，其所著《古代中国铜钱在日本的流通》、《宋明时期中国中国铜钱大量流入日本的原因初探》和《中国货币向日本的流入与影响》等论文对于中国铜钱流入日本的原因、影响等都有细致的分析。王裕巽《明钱的东流对日本钱币文化的影响》和戴中原《中国钱币在日本货币史上的地位》等论文对于明钱东流日本的现象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并对其东流日本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探讨。这些论文多着眼于流入日本的明钱乃至所有古代中国铜钱，对于明钱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永乐通宝则聚焦过少，换句话说，对于永乐通宝在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汪有民《永乐通宝考述》、叶伟奇《郑和下西洋与“永乐通宝”》和叶真铭《永乐通宝明代国际贸易的硬通货》等永乐通宝相关论文对于永乐通宝的对外流通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但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永乐通宝东流日本论述相对不足。
国外方面，相对于国内学者而言，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对于永乐通宝的研究更为深入，取得的成果也较多。
丸山清康《封建社会的通货问题》和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两部权威的日本货币通史著作充分注意到了明钱特别是永乐通宝在日本货币史上的意义。三上隆三《渡来钱的社会史―有趣室町记》第8章从货币本位的角度论述了永乐通宝，借用“外聘专家”这一说法，将以永乐通宝为代表的渡来钱比喻为“外聘货币”，称正是由于渡来钱这些“外聘货币”的流通，日本的货币经济才得以发展。东野治之《货币的日本史》第7章就“在永乐钱上留下笔迹的日本僧人”进行了探讨，推定日本入明僧仲芳中正在明成祖的命令下书写了永乐通宝的钱铭。川户贵史《战国期的货币与经济》一书重点关注了“16世纪后半关东的永乐与永乐钱”。日本钱币考古学权威铃木公雄对于永乐通宝问题亦有所关注，在其钱币考古史名篇《出土贮藏钱与中世的钱货流通》一文中，阐述了永乐通宝在日本的大量出土情况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日本学者关于永乐通宝的研究多着眼于永乐通宝在日本的流布，对于永乐通宝被铸造的原因及其流入日本的途径和影响则论述较少。

1．永乐通宝的铸造背景与原因

论文？

2.永乐通宝流入日本的途径

2.4日本民间私铸永乐通宝
日本自天德三年（958年）铸造最后的皇朝十二钱“乾元通宝”以来，政府长期没有铸造铜钱。由于来自中国的铜钱难以满足日本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民间私铸铜钱现象一直存在。“13世纪后期，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开始对信用好，需要度高的宋钱进行模铸。”当时日本民间多以好品的宋钱为母钱铸造铜钱，含铅较多，质量低劣，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实物交易及金银币的补充广为流通。
洪武通宝流入日本后在日本西部地区被广泛仿铸，其中特别有名的洪武通宝私铸地为九州岛岛津氏领内大隅国的加治木，该地区所铸洪武通宝的背面多铸有“加”、“治”、“木”三字，俗称“加治木钱”。永乐通宝传入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流通后在日本大受欢迎，因此日本各地大名纷纷仿铸永乐通宝，从单纯翻铸，到加刀改刻，再到重新设计永乐通宝的字体等等，私铸方式不一而足。明朝万历时期官员朱国桢在其《涌幢小品》中记载日本“亦用铜钱，只铸洪武通宝、永乐通宝，若自铸其国年号则不能。”【54】
永乐通宝的铸造量大大超过洪武通宝“加治木钱”。如日本宫崎县臼杵郡曾出土铜钱7719枚，其中有洪武钱273枚，日本仿铸洪武钱123枚；永乐钱200枚，日本仿铸永乐钱2592枚，越南仿铸永乐钱3枚。【55】
在铸造铜钱时，铸造出来的铜钱外径一般会比模型钱略小0.4mm左右。如果再以铸造出来的铜钱模型铸钱，则其后铸造出来的铜钱外径会更小。如此反复下去，铜钱就会越来越小。相应地随着钱币外径的变小，钱眼却会显得越来越大，由方形而越来越接近圆形。这一铜钱铸造的原理在永乐通宝上特别适用。考古发现的私铸永乐通宝相比其他私铸铜钱而言，很多的外径都比较小，钱眼也近乎圆形。这也可以从反面印证日本私铸永乐通宝现象之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