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杂忆
陆仲晖
<一>
在今天，看看电影是一件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在我的童年时代，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电影在人们的心中和生活中还是一件十分时髦的奢侈品。在我儿时的有关电影和看电影事情中，还是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发生和值得回忆的。
<二>
应该是在1966年以前，我还在彭县城关镇大南街幼儿园读书，能够有记忆的电影应该有：《雷锋》、《小兵张嘎》，动画片：《小铃铛》、《红军桥》、《猪八戒吃西瓜》等影片。印象最深的是《小铃铛》这部有真人和动画人物配合的影片，不仅故事情节描写的是少年儿童的故事，让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我十分好奇羡慕，特别是人和木偶小铃铛能够飞上天空，让我又是新鲜又是向往，而且就认定人还是真的可以飞上天的。当几十年以后，当我已经三十多岁时，再次从电视中重看《小铃铛》这部影片时，新鲜和向往飞上天的心情荡然无存，知道了剧中主人公和木偶小铃铛的升空上天，不外乎是摄影师们的一种技术和技巧罢了。
在幼儿园读书的时候，特别是在“六·一”儿童节这天，好像全彭县的大小学校都在组织包场或叫儿童学生专场电影。学校组织的儿童学生的包场电影一张电影票好象是伍分钱还是捌分钱。一到有儿童学生的包场电影，我是从早几天就会盼望就会激动甚至睡不着觉。儿童学生包场的当天更是由家里的母亲给我特意打扮一番，没有新衣服的也要换一身干净的衣服。上身穿白衬衣，下身穿天蓝色裤子，脚上一双白色或蓝色的胶鞋，就是哪个年代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们最提劲最洋盘的时装了。我们走在彭县城关镇的东街西街或是南街北街都是昂首挺胸和得意完了的。看儿童学生包场电影，简直就是我的童年时代的盛大节日。在我的儿童时代，看的电影应该还是不少的，可惜就只记得以上所列的几部电影了。当年，我的父亲和几位叔父也带我看过不少电影，今天还能有一点印象和记住了名字的就只有《碧海丹心》、《苦菜花》、《白毛女》等一、二部了。
还是在我的童年时代，当年，人们在饭后茶余，也就是在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中，我们这些六、七岁左右的娃娃们，最愿意参加的摆龙门阵活动中，就是听大人们或大我们几岁一些的学生摆他们看过的电影故事情节。最有印象的是在彭县城关镇笆笆街二号院子里，一位名叫胡桂林的大姐，她看过不少的电影故事片，而且她的记性又好，许多电影故事都会被她讲述的绘声绘色和津津有味的。记得她讲得最多的一部电影就是《夜半歌声》。我在别人处也多次听到过有关电影《夜半歌声》的恐怖吓人，所以每次听胡桂林大姐她讲《夜半歌声》，讲到沈丹平这个人物，我总要往人堆堆里面挤，总感到背上有风发凉。听这类电影故事又大多在晚饭以后，听完电影故事散场后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穿过二号院子的几道大龙门，几个院坝和长长的巷子，我总是被吓的久久不能入睡或是在睡梦中被惊吓醒来。但是，只要是看到胡桂林大姐又在那里三、五个人围堆堆摆起电影故事的龙门阵，我还是又欲罢不能的凑上去有盐有味的听了起来。
<三>
196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好象在一夜之间，所有的电影都被打成了大毒草或者叫反动电影不能再放映。就连刚刚面市，就是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观看过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不能再放映。我也只在西街上好象是“如真”照相馆临街外面的橱窗里，还是在东街文化馆的宣传栏里看到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场的扇舞和葵花舞等几张照片而已。一时间，全中国也好象没有什么人再重新拍摄电影了，导演和演员们纷纷被打倒接受批斗批判，已经存在的电影也因为是大毒草而在接受从中央到地方以至于各农村街道的批判，所以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电影可以看了。但是，社会上又很快流行观看批判电影的现象和活动。
什么叫观看批判电影呢？就是说，这些电影都是反动的和是大毒草的，但是我们可以批判它。为了批判它，并且把它批倒批臭，把它批深批透。怎么办？就要把这些反动的和大毒草的电影拿出来观看，而且是反复的观看。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各街道居委会、各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都必须普遍性的和群众性的观看。所以，在文革初期，看批判电影，应该是我的和当时人们的一项政治任务，或者也应该叫娱乐活动吧。我记得最早看的和看的次数最多的批判电影就是新闻纪录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我并且记住了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总统或是总理苏加诺这个名字。我记得先后还看了批判电影《海瑞罢官》、《清宫秘史》、《李慧娘》等影片。
在放映这些批判电影时，总有画外音或是旁白在对这些电影中的人物或情节进行现场的批判和解说。如在观看《清宫秘史》过程中，好象应该是珍妃投井自尽了，这时的旁白就是：“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她就比鸿毛还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影放映到某个人或某个情节时，下面桌位上就有人站立起来带头高呼口号，有时候还干脆停止放映电影，等待响彻云天的口号声完了以后再接着放映电影，观众也就接着观看和接着对这些电影的批判。我记得在放映批判电影《李慧娘》中，李慧娘被害死变成鬼魂飘回来的那一节就是停止放映下来高呼了一阵口号的。如“打倒牛鬼蛇神”、“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出革命的舞台”等。当年的批判电影还很多，作为被批判的反动大毒草电影故事片等也十分紧俏，有的批判电影如《赛金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我也是在事过二十多年以后才得以观看。不过，二十多年以后，这些电影已经不是批判的反动的大毒草电影了，而是作为经典的十七年电影故事片在欣赏了。
<四>
批判电影看了一段时间后就基本上停止了，这时候又开始放映所谓的由中央文革等部门重新审查解放出来的电影如《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原游击队》、《奇袭》、《海鹰》等几个故事片。不久又听说《海鹰》也要停止放映了，原因是影片中有一男一女不知道是一对恋人还是一对夫妻在吉普车上由男向女递送一个苹果的场面。但是还好，虽然有人传说这部电影有问题要停止放映和遭受批判，但一直都在放映，只是放映的次数没有其他几部解放电影多而已。在文革期间，有的影片是说有问题要停止就真的停止放映了的，有的影片还是正在放映过程中，因为接到通知就马上停止撤了下来的。
因为被批判的电影太多，而被重新审查解放出来的影片又少，所有，《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就成了我这一辈子中观看得最多的几部影片。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彭县，只要有什么政治活动和群众运动，就肯定要放映这些影片的。如各机关、街道、学校、公社、工厂、部队等成立革命委员会就一定会放映《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一部或二部电影。尽管这些电影已经被人们数次观看，因为没有其他电影可看，人们也就不得不又无数次的前去观看。许多场景，许多音乐都被当时的人们特别是一些青年们熟悉和模仿得惟妙惟肖的了。如《南征北战》中：“不要怕敌人把家里的坛坛罐罐都打烂了”；“多年以来，蒋介石的算盘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张军长，我是李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地道战》中：“高，实在是高”。以至于说这句说的演员以后他在其他电影中出现时，彭县人就会情不自禁的叫他：“高，实在是高”。又比如：我们一伙半节子幺伯儿在夏天游泳时，只要是两个人一前一后的游泳，后面的人总要学着电影《海鹰》中的一句：“张舰长等一等，我是李舰长”。或是在平时的游戏中学一学《地雷战》中日本鬼子偷地雷，偷了儿童团员的屎巴巴地雷的场景等。在哪个年代我的一些同伴，还以能够大段大段的模仿许多电影中的对话或哼唱电影中的音乐而骄傲呢。
在观看这几部解放电影中还有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就是彭师附小——彭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即今天的南城小学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当晚，照惯例是要放电影的，而且放映的影片就是《地道战》。在晚上大约七点钟左右开始放映《地道战》影片，结果没有声音成了无声片。放映员马上开始维修，却左修右修都维修不好，看电影的人从操场里的几百人慢慢的走来还剩有十几个人，我最后也坚持不住，在大约十二点钟后回家了。第二天，据其他人讲，剩下的几个人最后还是看了一场无声的《地道战》才散场回家的。
<五>
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文革的初期，我们国家就没有再新拍摄什么故事片和舞台艺术片等，拍摄的动画片好象只有《东海小哨兵》、《小号手》等几部影片。文革中的第一批舞台艺术片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中的几部。在得知要放映《智取威虎山》影片的时候，在彭县可谓人人奔走相告和万人空巷。当时这个电影片是按单位、公社、街道居委会等分配发票的。彭县在西街上的电影院和东街上的川剧院分别跑片放映，但是还是一票难求。在我居住的外东街和笆笆街，也就是东街居委会十二组的居民并没有达到每一户人家一张票，或者还是被人扣起来走了后门送了人情不得而知。我的一个叫兰廷质的同伴，平常就非常喜欢看电影，这次《智取威虎山》电影的这张票他势在必得，他们家在东街居委会十二组还算有面子的家庭。十二组的组长也不晓得她是按什么标准来分配这些电影票的，反正兰廷质一家是分到了一张票，兰廷质也为此高兴得意了好几天。但是在发票的当天，组长却把这张票给了兰廷质的姐姐兰廷辉。这下兰廷质不干了，当场在家里又哭又闹，我们十二组的组长还是怕事情闹大或是出于什么原因，就亲自去安抚兰廷质。兰廷质正在气头上，见组长进屋来劝，他抓住组长是又抓又扯。组长没有办法当场塞了一张票给他，兰廷质才停止了哭闹声。等一会儿，兰廷质就笑咪咪的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但是，他不承认他已经有一张电影票了，因为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很了得的人情和后门了。
当时，我的家在东街居委会十二组很不起眼，一有什么分配性的好处，组长就会因为我的父母都有单位而不会考虑我们一家的。所以，这次《智取威虎山》电影片，也就理所当然不会分配给我和我的家人一张电影票了。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在开始放映《智取威虎山》电影的当天，我母亲告诉我，她的单位“三烟糖果店”通知她去彭县川剧院里配合《智取威虎山》电影的放映而摆一个香烟摊位，这下我有机会了。我母亲对我交待了一些细节和注意事项后，晚上五点过左右，母亲挑着香烟担子，我端着水烟筛子就大摇大摆的走进了位于东街上的彭县川剧院里面。这下，我也引来站在川剧院门外，因为无电影票不能进去看电影的许多人，包括我的一些同伴们的羡慕的目光，我也就得意了一回。
我进入川剧院以后因为没有电影票也就没有座位，只能在过道边上站着看电影，而且过道上也有许多人站着在观看。看来，没有电影票又各显神通混进来观看电影的人还不少。第一次拍摄的《智取威虎山》舞台艺术片效果很差，杨子荣、少剑波等人在说话，演唱时整个脸、眼、嘴部都在抖动，特别是嘴巴抖动很大。但是，观看的人还是坐无虚席、全神贯注的。我因为是无票无座的观众，所以在整个电影还没有结束时必须提前出来。也就是在《智取威虎山》的最后一、二场或一、二幕时就不能再观看而必须出来回到川剧院里面的等待休息区。我也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反复的进去观看。大约在观看了第三次的时候，我很投入的看完了全场，这下我就只能从后门退场出去而不能再进入川剧院的前院等待休息区了。好在母亲给我安排了一个第二方案，我马上回到笆笆街家中用饭盒装了一些饭菜给母亲送去。到了川剧院的收票门口，我向守门收票人员说明来意，他就不得不放我进去，母亲和我象征性的吃了这点夜宵后，我也就如法炮制的进入川剧院大厅再次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电影直至深夜。这件事情也算是母亲唯一的一次利用她的工作之便让我占了一回单位的好处。
<六>
当年，彭县城里固定的电影院就只有西街即今天西大街广场口对面的一个电影院。电影院有什么影片事先都会用一个长形黑漆木板写上名称、放映时间等挂在十字口东街和南街即今天东大街和南大街转弯处口子上的一根电杆上进行有关电影的告示或预告。有时候，特别是夏天和秋天的丰收季节，各单位要参加农村的诸如“大战红五月”等内容的支农活动，所以电影院工作人员就会在木板上写上：“因支农”几个大字并挂在十字口东街到南街转弯处的电杆上。许多人一看木板上有“因支农”字样就知道电影院停止放电影了。但是也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或根本就不识字的人不懂得“因支农”几个字的含义，一旦有人问起：“今天看什么电影”？他就会理直气壮的说：“今天看的电影名叫因支农”。一时间，看新电影“因支农”的传言还会在四乡五里、三街七巷盛行开来，引得人们一批又一批的朝着西街电影院走去又失望的返回。在往来的人群中，后来的人们还会不安或又好奇的询问返回来的人们：“究竟放的啥子电影嘛？”返回来的人们就会回答：“你们去看嘛因支农，好看得很。”或者还会说：“不是放映的“因支农”，是放映的英雄不怕白跑路”。
还有的时候，木板上写的电影名字是“沙家浜”。许多人认字只认半边就读成了“沙家兵”。当别人问起今天在放映什么电影时，总就有人自告奋勇的，也十分假老练的向他人讲起：“今天放的电影是沙家兵”。这样的一传十、十传百的肉广播效果，一时间就会有人起哄：“走，去看新电影沙家兵去啰”。许多人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去排队买电影票去了。多年以后，看“沙家兵”电影，还是我儿时伙伴和邻里之间的一个笑话。当然，哪个时候的人们，也并不会因为没有看到“因支农”这部电影而真正成了“英雄不怕白跑路”，但大家都很在乎和执着这个盼望或期待看电影的过程。不要说往往被人起哄蒙骗白跑了路，就是步行几十里路去看一场早已经看过了无数次的电影也会心满意足的。人们没有看到什么“因支农”或是“英雄不怕白跑路”或是“沙家兵”的电影，但是这个向往电影的精神会餐，也让人们过足了电影的干瘾的。
<七>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百姓口中有一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这几句话形象的说明了当时中国电影的现状。记得当时越南电影大多是纪录片，都是讲述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的，好象只有一个故事片叫《琛姑娘的松林》，也是讲战争的。朝鲜电影最有影响的是《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一个护士的故事》、《南江村的妇女》、《原形毕露》，这些电影确实是哭笑不断。那个时候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广阔的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海岸风雷》。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等。
对于这些外国电影，人们议论得最多的是影片中男女亲热的镜头，或者叫有点暴露、有点带色的镜头吧。记得这些影片中如《列宁在十月》中，列宁警卫员瓦西里与妻子拥吻的镜头。《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出现《天鹅湖》歌剧中一群小天鹅穿着紧身裸露身体的镜头。《多瑙河之波》中，七百二十四号船船长将头和脸部放在他妻子胸部的镜头等。每当这些镜头一出现，台下观众一片骚动，一片惊叫，一片起哄等。当然也有一些女生就此低下了头，以张显她们的害羞和矜持。但是，许多半节子幺伯儿，一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则大呼过瘾好看。有的小伙子还公开说，这些电影他们都看过几十遍，每次只看到影片中有一群小天鹅出来的地方或是有男女亲热的地方以后他们就走人不再继续看下去了。这些都说明了爱情和男女之间的亲热行为，永远是电影中无法避免的话题和情景。人们对爱情的向往，渴望知道男女亲热之事，也是人性的本能和本性的自然流露而无法阻挡。
<八>
在我儿时的有关电影和看电影事情中，在电影院或川剧院或临时放映电影的地方，还出现过人太多而打架和人踩人的现象等等，四十年来光阴匆匆而过，这些有趣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今天的电影院或是影视城什么的，再也没有了我儿时的热闹和拥挤情景了。这些都说明时代在发展变化，人们娱乐和获取知识的手段及渠道更加多样化了。对电影狂热式的向往和追求，已经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现象和留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之中了。
2015年2月8日于彭州市笆笆街办公室
陆仲晖
<一>
在今天，看看电影是一件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在我的童年时代，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电影在人们的心中和生活中还是一件十分时髦的奢侈品。在我儿时的有关电影和看电影事情中，还是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发生和值得回忆的。
<二>
应该是在1966年以前，我还在彭县城关镇大南街幼儿园读书，能够有记忆的电影应该有：《雷锋》、《小兵张嘎》，动画片：《小铃铛》、《红军桥》、《猪八戒吃西瓜》等影片。印象最深的是《小铃铛》这部有真人和动画人物配合的影片，不仅故事情节描写的是少年儿童的故事，让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我十分好奇羡慕，特别是人和木偶小铃铛能够飞上天空，让我又是新鲜又是向往，而且就认定人还是真的可以飞上天的。当几十年以后，当我已经三十多岁时，再次从电视中重看《小铃铛》这部影片时，新鲜和向往飞上天的心情荡然无存，知道了剧中主人公和木偶小铃铛的升空上天，不外乎是摄影师们的一种技术和技巧罢了。
在幼儿园读书的时候，特别是在“六·一”儿童节这天，好像全彭县的大小学校都在组织包场或叫儿童学生专场电影。学校组织的儿童学生的包场电影一张电影票好象是伍分钱还是捌分钱。一到有儿童学生的包场电影，我是从早几天就会盼望就会激动甚至睡不着觉。儿童学生包场的当天更是由家里的母亲给我特意打扮一番，没有新衣服的也要换一身干净的衣服。上身穿白衬衣，下身穿天蓝色裤子，脚上一双白色或蓝色的胶鞋，就是哪个年代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们最提劲最洋盘的时装了。我们走在彭县城关镇的东街西街或是南街北街都是昂首挺胸和得意完了的。看儿童学生包场电影，简直就是我的童年时代的盛大节日。在我的儿童时代，看的电影应该还是不少的，可惜就只记得以上所列的几部电影了。当年，我的父亲和几位叔父也带我看过不少电影，今天还能有一点印象和记住了名字的就只有《碧海丹心》、《苦菜花》、《白毛女》等一、二部了。
还是在我的童年时代，当年，人们在饭后茶余，也就是在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中，我们这些六、七岁左右的娃娃们，最愿意参加的摆龙门阵活动中，就是听大人们或大我们几岁一些的学生摆他们看过的电影故事情节。最有印象的是在彭县城关镇笆笆街二号院子里，一位名叫胡桂林的大姐，她看过不少的电影故事片，而且她的记性又好，许多电影故事都会被她讲述的绘声绘色和津津有味的。记得她讲得最多的一部电影就是《夜半歌声》。我在别人处也多次听到过有关电影《夜半歌声》的恐怖吓人，所以每次听胡桂林大姐她讲《夜半歌声》，讲到沈丹平这个人物，我总要往人堆堆里面挤，总感到背上有风发凉。听这类电影故事又大多在晚饭以后，听完电影故事散场后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穿过二号院子的几道大龙门，几个院坝和长长的巷子，我总是被吓的久久不能入睡或是在睡梦中被惊吓醒来。但是，只要是看到胡桂林大姐又在那里三、五个人围堆堆摆起电影故事的龙门阵，我还是又欲罢不能的凑上去有盐有味的听了起来。
<三>
196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好象在一夜之间，所有的电影都被打成了大毒草或者叫反动电影不能再放映。就连刚刚面市，就是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观看过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不能再放映。我也只在西街上好象是“如真”照相馆临街外面的橱窗里，还是在东街文化馆的宣传栏里看到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场的扇舞和葵花舞等几张照片而已。一时间，全中国也好象没有什么人再重新拍摄电影了，导演和演员们纷纷被打倒接受批斗批判，已经存在的电影也因为是大毒草而在接受从中央到地方以至于各农村街道的批判，所以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电影可以看了。但是，社会上又很快流行观看批判电影的现象和活动。
什么叫观看批判电影呢？就是说，这些电影都是反动的和是大毒草的，但是我们可以批判它。为了批判它，并且把它批倒批臭，把它批深批透。怎么办？就要把这些反动的和大毒草的电影拿出来观看，而且是反复的观看。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各街道居委会、各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都必须普遍性的和群众性的观看。所以，在文革初期，看批判电影，应该是我的和当时人们的一项政治任务，或者也应该叫娱乐活动吧。我记得最早看的和看的次数最多的批判电影就是新闻纪录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我并且记住了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总统或是总理苏加诺这个名字。我记得先后还看了批判电影《海瑞罢官》、《清宫秘史》、《李慧娘》等影片。
在放映这些批判电影时，总有画外音或是旁白在对这些电影中的人物或情节进行现场的批判和解说。如在观看《清宫秘史》过程中，好象应该是珍妃投井自尽了，这时的旁白就是：“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她就比鸿毛还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影放映到某个人或某个情节时，下面桌位上就有人站立起来带头高呼口号，有时候还干脆停止放映电影，等待响彻云天的口号声完了以后再接着放映电影，观众也就接着观看和接着对这些电影的批判。我记得在放映批判电影《李慧娘》中，李慧娘被害死变成鬼魂飘回来的那一节就是停止放映下来高呼了一阵口号的。如“打倒牛鬼蛇神”、“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出革命的舞台”等。当年的批判电影还很多，作为被批判的反动大毒草电影故事片等也十分紧俏，有的批判电影如《赛金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我也是在事过二十多年以后才得以观看。不过，二十多年以后，这些电影已经不是批判的反动的大毒草电影了，而是作为经典的十七年电影故事片在欣赏了。
<四>
批判电影看了一段时间后就基本上停止了，这时候又开始放映所谓的由中央文革等部门重新审查解放出来的电影如《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原游击队》、《奇袭》、《海鹰》等几个故事片。不久又听说《海鹰》也要停止放映了，原因是影片中有一男一女不知道是一对恋人还是一对夫妻在吉普车上由男向女递送一个苹果的场面。但是还好，虽然有人传说这部电影有问题要停止放映和遭受批判，但一直都在放映，只是放映的次数没有其他几部解放电影多而已。在文革期间，有的影片是说有问题要停止就真的停止放映了的，有的影片还是正在放映过程中，因为接到通知就马上停止撤了下来的。
因为被批判的电影太多，而被重新审查解放出来的影片又少，所有，《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就成了我这一辈子中观看得最多的几部影片。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彭县，只要有什么政治活动和群众运动，就肯定要放映这些影片的。如各机关、街道、学校、公社、工厂、部队等成立革命委员会就一定会放映《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一部或二部电影。尽管这些电影已经被人们数次观看，因为没有其他电影可看，人们也就不得不又无数次的前去观看。许多场景，许多音乐都被当时的人们特别是一些青年们熟悉和模仿得惟妙惟肖的了。如《南征北战》中：“不要怕敌人把家里的坛坛罐罐都打烂了”；“多年以来，蒋介石的算盘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张军长，我是李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地道战》中：“高，实在是高”。以至于说这句说的演员以后他在其他电影中出现时，彭县人就会情不自禁的叫他：“高，实在是高”。又比如：我们一伙半节子幺伯儿在夏天游泳时，只要是两个人一前一后的游泳，后面的人总要学着电影《海鹰》中的一句：“张舰长等一等，我是李舰长”。或是在平时的游戏中学一学《地雷战》中日本鬼子偷地雷，偷了儿童团员的屎巴巴地雷的场景等。在哪个年代我的一些同伴，还以能够大段大段的模仿许多电影中的对话或哼唱电影中的音乐而骄傲呢。
在观看这几部解放电影中还有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就是彭师附小——彭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即今天的南城小学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当晚，照惯例是要放电影的，而且放映的影片就是《地道战》。在晚上大约七点钟左右开始放映《地道战》影片，结果没有声音成了无声片。放映员马上开始维修，却左修右修都维修不好，看电影的人从操场里的几百人慢慢的走来还剩有十几个人，我最后也坚持不住，在大约十二点钟后回家了。第二天，据其他人讲，剩下的几个人最后还是看了一场无声的《地道战》才散场回家的。
<五>
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文革的初期，我们国家就没有再新拍摄什么故事片和舞台艺术片等，拍摄的动画片好象只有《东海小哨兵》、《小号手》等几部影片。文革中的第一批舞台艺术片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中的几部。在得知要放映《智取威虎山》影片的时候，在彭县可谓人人奔走相告和万人空巷。当时这个电影片是按单位、公社、街道居委会等分配发票的。彭县在西街上的电影院和东街上的川剧院分别跑片放映，但是还是一票难求。在我居住的外东街和笆笆街，也就是东街居委会十二组的居民并没有达到每一户人家一张票，或者还是被人扣起来走了后门送了人情不得而知。我的一个叫兰廷质的同伴，平常就非常喜欢看电影，这次《智取威虎山》电影的这张票他势在必得，他们家在东街居委会十二组还算有面子的家庭。十二组的组长也不晓得她是按什么标准来分配这些电影票的，反正兰廷质一家是分到了一张票，兰廷质也为此高兴得意了好几天。但是在发票的当天，组长却把这张票给了兰廷质的姐姐兰廷辉。这下兰廷质不干了，当场在家里又哭又闹，我们十二组的组长还是怕事情闹大或是出于什么原因，就亲自去安抚兰廷质。兰廷质正在气头上，见组长进屋来劝，他抓住组长是又抓又扯。组长没有办法当场塞了一张票给他，兰廷质才停止了哭闹声。等一会儿，兰廷质就笑咪咪的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但是，他不承认他已经有一张电影票了，因为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很了得的人情和后门了。
当时，我的家在东街居委会十二组很不起眼，一有什么分配性的好处，组长就会因为我的父母都有单位而不会考虑我们一家的。所以，这次《智取威虎山》电影片，也就理所当然不会分配给我和我的家人一张电影票了。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在开始放映《智取威虎山》电影的当天，我母亲告诉我，她的单位“三烟糖果店”通知她去彭县川剧院里配合《智取威虎山》电影的放映而摆一个香烟摊位，这下我有机会了。我母亲对我交待了一些细节和注意事项后，晚上五点过左右，母亲挑着香烟担子，我端着水烟筛子就大摇大摆的走进了位于东街上的彭县川剧院里面。这下，我也引来站在川剧院门外，因为无电影票不能进去看电影的许多人，包括我的一些同伴们的羡慕的目光，我也就得意了一回。
我进入川剧院以后因为没有电影票也就没有座位，只能在过道边上站着看电影，而且过道上也有许多人站着在观看。看来，没有电影票又各显神通混进来观看电影的人还不少。第一次拍摄的《智取威虎山》舞台艺术片效果很差，杨子荣、少剑波等人在说话，演唱时整个脸、眼、嘴部都在抖动，特别是嘴巴抖动很大。但是，观看的人还是坐无虚席、全神贯注的。我因为是无票无座的观众，所以在整个电影还没有结束时必须提前出来。也就是在《智取威虎山》的最后一、二场或一、二幕时就不能再观看而必须出来回到川剧院里面的等待休息区。我也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反复的进去观看。大约在观看了第三次的时候，我很投入的看完了全场，这下我就只能从后门退场出去而不能再进入川剧院的前院等待休息区了。好在母亲给我安排了一个第二方案，我马上回到笆笆街家中用饭盒装了一些饭菜给母亲送去。到了川剧院的收票门口，我向守门收票人员说明来意，他就不得不放我进去，母亲和我象征性的吃了这点夜宵后，我也就如法炮制的进入川剧院大厅再次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电影直至深夜。这件事情也算是母亲唯一的一次利用她的工作之便让我占了一回单位的好处。
<六>
当年，彭县城里固定的电影院就只有西街即今天西大街广场口对面的一个电影院。电影院有什么影片事先都会用一个长形黑漆木板写上名称、放映时间等挂在十字口东街和南街即今天东大街和南大街转弯处口子上的一根电杆上进行有关电影的告示或预告。有时候，特别是夏天和秋天的丰收季节，各单位要参加农村的诸如“大战红五月”等内容的支农活动，所以电影院工作人员就会在木板上写上：“因支农”几个大字并挂在十字口东街到南街转弯处的电杆上。许多人一看木板上有“因支农”字样就知道电影院停止放电影了。但是也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或根本就不识字的人不懂得“因支农”几个字的含义，一旦有人问起：“今天看什么电影”？他就会理直气壮的说：“今天看的电影名叫因支农”。一时间，看新电影“因支农”的传言还会在四乡五里、三街七巷盛行开来，引得人们一批又一批的朝着西街电影院走去又失望的返回。在往来的人群中，后来的人们还会不安或又好奇的询问返回来的人们：“究竟放的啥子电影嘛？”返回来的人们就会回答：“你们去看嘛因支农，好看得很。”或者还会说：“不是放映的“因支农”，是放映的英雄不怕白跑路”。
还有的时候，木板上写的电影名字是“沙家浜”。许多人认字只认半边就读成了“沙家兵”。当别人问起今天在放映什么电影时，总就有人自告奋勇的，也十分假老练的向他人讲起：“今天放的电影是沙家兵”。这样的一传十、十传百的肉广播效果，一时间就会有人起哄：“走，去看新电影沙家兵去啰”。许多人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去排队买电影票去了。多年以后，看“沙家兵”电影，还是我儿时伙伴和邻里之间的一个笑话。当然，哪个时候的人们，也并不会因为没有看到“因支农”这部电影而真正成了“英雄不怕白跑路”，但大家都很在乎和执着这个盼望或期待看电影的过程。不要说往往被人起哄蒙骗白跑了路，就是步行几十里路去看一场早已经看过了无数次的电影也会心满意足的。人们没有看到什么“因支农”或是“英雄不怕白跑路”或是“沙家兵”的电影，但是这个向往电影的精神会餐，也让人们过足了电影的干瘾的。
<七>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百姓口中有一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这几句话形象的说明了当时中国电影的现状。记得当时越南电影大多是纪录片，都是讲述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的，好象只有一个故事片叫《琛姑娘的松林》，也是讲战争的。朝鲜电影最有影响的是《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一个护士的故事》、《南江村的妇女》、《原形毕露》，这些电影确实是哭笑不断。那个时候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广阔的地平线》、《第八个是铜像》、《海岸风雷》。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等。
对于这些外国电影，人们议论得最多的是影片中男女亲热的镜头，或者叫有点暴露、有点带色的镜头吧。记得这些影片中如《列宁在十月》中，列宁警卫员瓦西里与妻子拥吻的镜头。《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出现《天鹅湖》歌剧中一群小天鹅穿着紧身裸露身体的镜头。《多瑙河之波》中，七百二十四号船船长将头和脸部放在他妻子胸部的镜头等。每当这些镜头一出现，台下观众一片骚动，一片惊叫，一片起哄等。当然也有一些女生就此低下了头，以张显她们的害羞和矜持。但是，许多半节子幺伯儿，一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则大呼过瘾好看。有的小伙子还公开说，这些电影他们都看过几十遍，每次只看到影片中有一群小天鹅出来的地方或是有男女亲热的地方以后他们就走人不再继续看下去了。这些都说明了爱情和男女之间的亲热行为，永远是电影中无法避免的话题和情景。人们对爱情的向往，渴望知道男女亲热之事，也是人性的本能和本性的自然流露而无法阻挡。
<八>
在我儿时的有关电影和看电影事情中，在电影院或川剧院或临时放映电影的地方，还出现过人太多而打架和人踩人的现象等等，四十年来光阴匆匆而过，这些有趣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今天的电影院或是影视城什么的，再也没有了我儿时的热闹和拥挤情景了。这些都说明时代在发展变化，人们娱乐和获取知识的手段及渠道更加多样化了。对电影狂热式的向往和追求，已经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现象和留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之中了。
2015年2月8日于彭州市笆笆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