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当时诸葛亮是召开了军事会议的，会议地点是在南郑。在会上，魏延第一次提出了兵分两路的主张。具体地说，就是由他自己率领五千精兵，再加搬运粮草的5000人，从褒中出发，沿秦岭而东向子午谷而北。不用10天、就可以到达长安。与此同时，诸葛亮也亲率大军走斜谷，挺进郧国、陈仓。魏延说，镇守长安的，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这是一个没有用的公子哥儿（怯而无谋）。听说末将神兵天降，肯定吓得掉头就跑（必乘船逃走）。长安城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官员（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钱粮却很充足，末将足可抵挡一阵。等丞相兵到，两军会合，咸阳以西不就搞定了吗（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不听。这就是所谓“子午谷奇谋”。这是“诸葛亮时代”的一段有名的公案，也是史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争论的焦点，多半在魏延的奇谋是否可行。
一派认为，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实在可惜。众所周知，对于诸葛亮的这次北伐，曹魏方面是毫无思想准备的（略无备预）。等到蜀军出现在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就同时“叛魏应亮”，结果“关中响震”，曹魏集团“朝野恐惧”。这个时候，如果魏延的5000精兵也出现在长安，那将是何等情况？惜乎孔明太过谨慎，以至于坐失良机。这当然很在理。
不过，反对派的意见也不容忽视。他们认为，魏延的方案，未知数太多。比方说，魏延料定夏侯楙会弃城逃跑，万一不跑呢，或者夏侯楙跑了，其他将领固守呢？何况魏国名将郭淮等人近在咫尺。一旦长安死守，郭淮来援，并无太多粮草的魏延军队岂不就被包了饺子？魏延说诸葛亮的大军从斜谷北上随后就到。那么，赶不到呢？要知道，无论子午，还是斜谷，所经都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险，气候多变，行程算不了那么准的。远道袭人，事机难测。故千里用兵，必须慎之又慎。何况魏延之军跋山涉水千辛万苦，走到长安已是强弩之末，怎么敌得过夏侯楙守株待兔以逸待劳？所以，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显然是对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且诸葛亮是政治家。政治家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首先要算的是政治账，其次才是军事账。诸葛亮在决定是否采纳魏延建议时，也如此。那么，诸葛亮算的又是一笔怎样的政治账？
这就要先弄清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北伐？关于这一点，《出师表》是作了交代的。而且，按照通常的理解，北伐的目的就是《出师表》所说的那16个字：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这当然并不错，因为这确实是诸葛亮的理想。我一再说过，诸葛亮不同于一般谋上、谋臣之处，就在于他有理想。他的这个理想，也一直没有忘记。
但我们要问：这个理想，他实现了吗？
没有。诸葛亮的多次北伐，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夺得武都、阴平，杀了王双、张郃，但总体上说，可谓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离“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就更是相去甚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没能力，更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势所必然。
这里说的“势”，也有二点。
第一，曹魏非速亡之国。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说，人们都认为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是胆小怕事（皆以亮不用延计为怯），其实不然。打仗，必须弄清楚对方是什么君什么将（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诸葛亮之所以“不用延计”，就因为他很清楚“魏主之明略，而司马懿辈不可轻也”。曹魏，并不是一推就倒，可以摧枯拉朽的。
第二，益州非进取之地。
众所周知，蜀汉虽以正统自居，实际情况却不过据守一州，偏霸一隅。请注意，不是“偏安一隅”，是“偏霸一隅”。偏霸，是田余庆先生的说法，我以为精准。这也是蜀汉和历史上其他那些地方割据政权的区别，即“小国而有雄心”，“北定中原，还于旧都” 的想法一直没变（至少口头上没变）。所以是“偏霸”，不是“偏安”。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刘备、诸葛亮在世时的情况。诸葛亮去世后，事情就发生了微妙的变 化。刘禅、蒋琬、费祎，都对北伐不感兴趣。等到姜维来重操旧业，已是“偏霸”不得，“偏安”也不成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蜀这个地方，避难可以，守成可以，作为“北定中原” 的根据地和策源地不可以。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剑阁之守，夔门之险，再加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既挡住了别人，也关闭了自己。所以，据有蜀地者，关起门来过日子、奔小康，没问题。冲出门去图天下，难。换句话说，刘备入蜀，就既是进了保险箱，也是进了死胡同。
当然，小国也要偏霸，入蜀亦应图强。但是，“北定中原，还于旧都”云云，只能是虚张声势、以攻为守，当不得真。事实上，亦如田余庆先生所言：“刘备出峡，全军覆灭；诸葛北伐，积年无成。”这无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才能，而是条件所限命中注定。或者用温庭筠的话说，是“中原得鹿不由人”。
第三，诸葛亮非将略之才。
曹魏非速亡之国，此为不得天时；益州非进取之地，此为不得地利。蜀汉方面能有的优势，也就只剩下“人和”。可惜，就连这个优势，也要打折扣。蜀汉政权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三国里最严重的。而且，正是这个矛盾，最终导致了蜀汉的灭亡。此其一。
其二，诸葛亮本人并不具备统领三军夺取天下的条件。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关于这一点，原本是有定论的。陈寿说得很清楚，诸葛亮的特点，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优于他的军事才能。军事才能当中，治军又优于用兵。所以，让他治国，绝对一流；让他治军，也没有问题。但要说设奇谋、出奇兵，那就不是他的强项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在《晋书·宣帝纪》中，司马懿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等于说他志大才疏，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司马懿说，别看诸葛亮人多势众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是指日可待（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至于诸葛亮北伐战争中用兵之误，许多历史学家都己说到，此处不再赘言。
以上三点，就是诸葛亮的北伐注定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至于宋代理学家责备诸葛亮“于道不纯，于理未尽”，纯粹一派胡言，不值一驳。
所以，不管是谨小慎微，还是你说的放手一搏，此时的蜀国和此时的诸葛亮，都完全没有北伐成功，一统天下的机会。

问题是，所有这一切，诸葛亮本人清楚吗？
清楚。诸葛亮是何等聪明的人。明摆着的事实，岂能不清楚？！也许。第一次北伐时，他还是比较乐观的（同时也很谨慎），但后来头脑就清醒了。实际上，当年在隆中为刘备做规划时，诸葛亮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这样一讲，就又有了问题：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仍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但如果以为“危急存亡”是因为曹魏的威胁，那就大错特错了。赤壁之战后，曹魏方面可是从来就没主动进攻过刘备或者蜀汉（打孙权倒有好几次）。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益州疲弊”的账，不能算在曹魏头上。东吴那边也没有威胁。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所以，益州之所以“疲弊”，问题主要在内部。
实际上诸葛亮的北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便当得多。此其一。
第二，曹魏和孙吴虽然尚无直接威胁，但蜀汉在三国当中毕竟是最弱小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越是弱小，就越要图强。《后出师表》说：“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话无论是不是诸葛亮所说（《后出师表》疑为伪作），道理都是对的。的确，“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华阳国志·后主志》）。如果不主动进攻，那就只有坐以待毙。更何况在进攻的过程中，也未必没有可乘之机。所以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就说，诸葛亮的北伐是“以攻为守”。一方面，通过战争来保存自己（巩固以存）；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来寻求机会（待时以进）。王夫之说，诸葛亮的深谋远虑就在这里（公之定算在此矣）。
第三，诸葛亮毕竟是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没有变。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只要有机会，就会为理想的实现而努力。问题在于，理想没变，形势变了。因此，目标和策略也要变。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高举“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旗帜，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原则，不断北伐；另一方面，又必须循序渐进，适可而止，必须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绝不能再有关羽失荆州、刘备败猇亭那样的惨重损失。

至于诸葛亮北伐战争中用兵之误，许多历史学家都己说到，此处不再赘言。
以上三点，就是诸葛亮的北伐注定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至于宋代理学家责备诸葛亮“于道不纯，于理未尽”，纯粹一派胡言，不值一驳。
所以，不管是谨小慎微，还是你说的放手一搏，此时的蜀国和此时的诸葛亮，都完全没有北伐成功，一统天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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