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小镇，父亲就在小镇的一个拐角处卖烧饼养活全家。听人家说，我家原本不在这儿，是后来搬来的，每到逢年过节，父亲总是一个人回去给爷爷奶奶送纸钱，下午再回来陪我们吃年夜饭。有时我闹着要去，他不让。加上与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玩时，他们总是排斥我说：“你父亲是个哑巴，我们不跟你玩！”于是，我恨上了父亲，怪他是个哑巴，同时更怪母亲给我找了个哑巴父亲。母亲听了我的话，狠狠扇了我一巴掌。父亲见了，一把把我抱进怀里，可我并不领情，而是把他一推，跑开了。父亲就站在那儿傻笑。  
七岁那年的一天，我背着书包跟着父亲走进了镇上最好的一所小学，听着父亲哇啦哇啦地打着手势和老师“讲”话，我羞愧得要命。当我走进教室时，一个同学指着我说：“瞧！她就是哑巴的女儿！”我更是想在地上找个缝钻进取。回到家，我跟父亲约定：以后不准他再进学校半步，否则我就跟他翻脸。父亲默默地点了点头。  
由于父亲的原因，我在同学中间总是抬不起头，他们都不和我玩。为了使子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点可贵的自尊不再受害，我拼命地学习，良好的成绩给我带来了许多安慰。每当听到别人拿我作榜样教育自己的子女时，我的心里就会泛起难以抑制的喜悦，而这也成了父亲唯一向别人炫耀的资本。但在父亲面前，我依然是不屑一顾的神色。母亲看了，总是大声训斥我的无礼，而父亲并不在意，依然卑微地笑笑了事。  
18岁那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高兴得脸上开了花，他把当天的烧饼全部免费送了客人。  
我终于可以脱离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了。可这时，我又担心城里的同学会知道父亲是个哑巴。看着我一脸的愁容，父亲似乎猜出这一点，没等我说话，他就在临上学前用手势向我重申了那个幼稚的约定。就这样，每个星期天，父亲和我都准时来到城里那个最大的商场门前，他把钱交给我后，就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放寒假后，我又回到了那个小镇，父亲依然在他的烧饼摊前忙碌着，虽然他的身后没有一个客人。见到我下车，父亲高兴得搓了搓手上的面，收拾好东西拉着回了家。进了屋，我才知道母亲病了，人瘦了一圈，正痛苦地在床上呻吟着，不过见了我，她还是勉强坐了起来，她想笑，嘴还没张开，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一时慌了，猜不出家里发生了啥事，就忙问母亲怎么了。母亲看了看父亲。父亲闷着头狠狠抽着烟。这时，我才发现父亲比母亲瘦得还要厉害。  
我再三追问家里出什么事了，父亲也没告诉我什么。  
第二天，父亲老早就拉着架子车准备上街，我走过去要帮他，他说什么都不让我去，非要我在家照顾母亲不可。吃过早饭，母亲对我说：“晴儿，去街上给你爸爸帮帮忙。我有病，你又上学，他一个人苦啊！”  
刚出门，我就碰到了邻居李大婶，她一把拉住我的手说：“闺女！有句话，我本来不该跟你说，可看到你爸爸瘦成那个样子，我不忍心啊！”接下来，李大婶告诉我，在我上学后不久，母亲就得了病，到医院一查，肝癌晚期！父亲一听，当时就懵了，立即哇啦哇啦跪在地上请求医生就母亲一命。那天，他在医院发疯似的见了医生就磕头，头都磕出血了，医院依然没有收留母亲，父亲只好把母亲拉了回来。母亲得病的消息传开后，再也没有人买父亲的烧饼了，他们都说母亲的病会传染。父亲只好含泪撤了烧饼摊，但他又怕母亲知道后心里着急，病情加重。于是，每天天不亮，父亲照旧拉车出门，把车子搁在李大婶家，就出去拾破烂，晌午再回家。前天得知我要回来，他又支起烧饼摊，不想让我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 
我听不下去了，转身向街拐角处跑去。可到了那儿，我只看到做烧饼的工具，不见父亲的踪影。就在我疑惑的当儿，一位街坊告诉我，父亲上县城去了，说是买年货。我愣住了：买年货在这儿买不可以吗？何必非要上县城呢？父亲一定有其他事。我立即搭车赶往县城。  
到了县城，刚下车，就听到有人议论说前面有一个人晕倒在商场门前，我一听，暗叫不好，立即飞快地跑过去。果不其然，正是父亲，此时他已经醒了过来，看见我，他的脸上浮起一丝微笑，颤抖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钱，示意我去商场买年货。在那叠钱里，我清楚地看到了一张卖血的单子。进了商场，父亲要给我买新衣服，我就不敢坚持了。接着我们又给母亲买了呢子大衣和颇为流行的女式裤子，共花了420元，这也许是母亲穿得最奢侈的一套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