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年轻的莫斯科大学中文系教师拉克申一边读着论文《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一边感到惊喜。这篇论文来自一名叫童道明的中国留学生，拉克申毫不犹豫地打了“优秀”。那时正是中苏两国的“蜜月期”，他叫来童道明，认真地告诉他：“童，我给你的论文打‘优秀’，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希望你今后不要放弃对于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
这些话开启了一段奇妙的缘分。童道明在研究契诃夫的过程中，被其作品中浓厚的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感动。因此，他希望通过翻译契诃夫书信，“让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起阅读和喜欢契诃夫”。

以书信为路径走近契诃夫
从书信入手，无疑是了解契诃夫的最好路径，因为他几乎每天都与亲友通信。在1982年苏联出版的30册的《契诃夫全集》里，有12册收录了他留下的4000多封书信。童道明说，10年前，他第一次阅读契诃夫书信，当读到以下这些话语时，热血沸腾了起来。

以爱的名义重读契诃夫
理解契诃夫的善良，是读懂他作品中的人文精神的一把钥匙。
《樱桃园》是契诃夫写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也是被演出次数最多的作品。但真正读懂这部作品却并不容易。《樱桃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樱桃园的主人是贵族地主，没落后，一个商人建议他把樱桃树砍了，改成别墅，租出去赚钱。主人不同意。后来商人买下了樱桃园。主人在离开时落泪，远处传来砍树的声音。
“以前对这个剧本的解读非常简单：作品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阶级的变迁，地主贵族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童道明说，进行阶级分析、社会学批评非常容易。但全世界的观众，一而再地走进剧院，难道只是为了看19世纪末俄罗斯的社会变迁吗？

“不，他们是要感受那其中蕴含的永恒的人文精神。”童道明说，《樱桃园》体现了着精神和物质的冲突。别墅象征物质，樱桃园象征精神。这样的冲突在人类历史前行中始终存在，而随着人文意识的觉醒，“樱桃园”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人寄托情怀的精神园地。正如今天的人们开始把消逝的老北京城当作“樱桃园”来怀念，而南京的民众把梧桐树当作“樱桃园”来守护。
因此，在契诃夫去世半个多世纪后，其戏剧价值又开始被重新评估。此前，即便在苏联，也只有莫斯科艺术剧院一家上演契诃夫的戏剧。如今，世界各国演出契诃夫的团体越来越多，而契诃夫注重描写人的精神痛苦，也令越来越多现代人感同身受。

童道明说，过去人们更强调契诃夫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推崇他的小说如《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这些小说体现的，都是一个人失去尊严以后的结果。而契诃夫一生所重视的，正是维护普通人的尊严。19岁的契诃夫就曾写信告诉弟弟：“你应该知道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丽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不仅如此，作家要表达的不只是课本中解读的“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深恶痛绝之情”，在童道明看来，“契诃夫最重要的意义，是让读者透过其批评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到他对普通人的理解、悲悯与爱。”

契诃夫（1860—1904），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变色龙》《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第六病室》《凡卡》，戏剧《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

太长了，很难看完，我想很多人也是像我这么想的

好贴，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