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好，统称为“六经”，《乐经》亡失，变为“五经”。《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蜀志·秦宓传》都有“七经”之名，却末举“七经”是哪几种，后人却有三种不同说法：（1）“六经”加《论语》；（2）东汉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3）“五经”加《周礼》、《仪礼》。这三种说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唐朝有“九经”之名，但也有不同说法：（1）《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2）《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835年）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到宋代，理学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

《论 语》
杨伯峻等

《孟 子》
杨伯峻等

第一节 《孟子》内容和作者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以及他和当时人或门弟子互相问答的书。
《孟子》和《论语》有相同处，有相异处。《孟子》各篇，没有有意义的题目，如《墨子》“尚贤“非攻”，《庄子》“逍遥游”“齐物论”之类，而只是摄取篇首二三个字为篇题。这一点和《论语》完全相同。《孟子》每篇之中有若干章，章和章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各自为章，也和《论语》完全相同。两汉人把《论语》看成“传记”，也把《孟子》看成“传记”，如《汉书·刘向传》引“传”曰“圣人者出，其间必有名世者”，“其间必有名世者”一句见于《孟子·公孙丑下》，《后汉书·梁冀传》引“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这二句见《孟子·滕文公上》；《说文解字》引《孟子·梁惠王下》“簟食壶浆”，也称“传曰”。如此者不少。这是第三点相同处。汉文帝时曾设立传记博士，《论语》、《孟子》都是“传记博土”之一，这是第四点相同。《论语》一书，经常为汉人引用，《孟子》也是如此，《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对丞相御史多用《孟子》语，《汉书·邹阳传》引其说王长君“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臧（藏）怒，无宿怨”，本于《孟子·万章上》，《汉书·儿宽传》叙儿宽对汉武帝问，有“金声而玉振之”一语，即用《孟子·万章下》。无怪乎在两汉时《孟子》地位仅次于《论语》，为诸子之冠冕。
但它和《论语》有不同处。第一，《论语》讲孔子容貌动作相当详细，尤其《乡党》一篇；而《孟子》全书仅记孟子言语和出处。第二，《论语》记到孔子再传弟子，如曾参死时召门弟子（《论语·泰伯》），又如“子夏之门人小子”（《论语·子张》）；《孟子》仅记孟子和他弟子相问答，不涉及学生的学生。第三，《论语》记孔门弟子仅仅几个人称“子”，如“曾子”“有子”，而《孟子》则除万章、公孙丑少数人外，多称“子”，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类。因为有这几点相同和不同，便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孟子》仿《论语》而作，但《论语》编纂于孔子再传弟子之手，《孟子》大概是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对同学辈称“子”，对自己不称“子”，全书文章风格一致，可能经过孟子亲自润色。至于对当时诸侯都称谥，尤其是鲁平公，死于梁惠王元年之后七十七年，孟子初见梁惠王，惠王就称他为“叟”（老先生），鲁平公一定死于孟子后。不但鲁平公死于孟子后，梁襄王也死在孟子后，就是齐宣王，也可能比孟子晚死三两年，这些诸侯的谥，大概是孟轲门徒追加或追改的。《史记·孟子列传》说：“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话是大体可信的。
《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为上、下，则七篇共十四卷。

《孝 经》
杨伯峻等

《周 易》
杨伯峻等

《春 秋》
杨伯峻等

第一节 《春秋》的名义
“春秋”是各国国史的通名，如《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意思就是羊舌肸（又叫叔向）这个人，熟悉各国史书。《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
《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
现在，自秦以上，除鲁国的《春秋》还较完整地存在外，若把《尚书》中的若干篇文献不算，不用说西周、东周，就连春秋、战国的各种史书（《战国策》很难说是史书），都不存在了。西晋初在魏襄王墓中所发现的晋国、魏国史书，名叫“竹书纪年”的，今天也只存在一个拼凑起来的残本。
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左 传》
杨伯峻等

第三节 《左传》著作年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氏春秋》（即《左传》）成于左丘明，西汉初的严彭祖甚至说，孔丘和左丘明一同到周王朝看所藏史料，一个作《春秋经》，一个作《左氏传》（见《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正义》引沈氏说），这些话虽然是西汉人说的，却不能相信。左丘明这个人，见于《论语·公冶长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丘引左丘明以自重，说明其人至少和孔丘同时，年龄或许还大于孔丘。可是《左传》最后记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最后一段说明智伯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足以说明《左传》之作在赵无恤死后。智伯被灭距孔丘之死已经二十六年，距赵襄子之死已经五十三年。孔丘活到七十二岁，假若左丘明和孔丘同年，赵无恤死时他已一百二十五岁，怎么还能著书？
根据上文说楚威王太傅铎椒曾经采择《左传》作《抄撮》，那在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末年）以前《左传》便已流行，《左传》当完成于公元前329年以前。闵公元年《左传》说：
（上略）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
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本是周代毕国的后代，到他本人，早已为衰微，沦为一般自由民。到此时，刚到晋国做官，得到魏邑的赏赐，职位为大夫。《左传》作者说毕万所占得的卦是“公侯之卦”，他的后代一定会“复其始”，意思是恢复为国君。《左传》作者好讲预言。预言灵验的，便是《左传》作者所目见耳闻的；不灵验的，便是预测错了，他未尝料想到的。他的毕万之后代一定昌盛而恢复为公侯，证明他曾见到魏文侯为侯，却不曾见到其后称王。那么，由此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即魏斯称侯以后。
《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因此，我们不纠缠作者为谁的问题。但著作年代却在战国初年，公元前403年以后。
宣公三年《左传》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这里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这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这也是从西晋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是把东周的哀王和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376年，东周年代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年代。我们可以大胆推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第四节 怎样读《左传》
《春秋左氏传》是一部重要典籍，研究先秦史者固然必须读它，研究先秦文学者也一定要读它。但它所包内容比较丰富，某些地方不大容易理解。从西汉贾谊作《春秋左氏传训故》以来，便不断有人替《左传》作注释，但在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后，以前那些注释《左传》的书都已先后亡佚。杜预作《集解》时，还见到十多家注解《左传》的书，也曾采用西汉末刘歆、后汉贾徽、贾逵父子、许淑、颖容之说，为什么没有采用当时尚存的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见《后汉书·儒林传下》）呢？孔颖达《正义》认为“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指上文刘、贾、许、颖五家），故弃而不论也”。杜预作《集解》，的确费了很大功力。他自称有“左传癖”。他作《集解》之外，还有《春秋释例》、《春秋经传长历》当书，可惜都已散佚，《春秋释例》，《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其余则仅存于孔颖达《正义》的引文中。《春秋左传注疏》是《十三经注疏》之一，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杜预以后还有一些关于《左传》的著作，但比较完善的却没有。清洪亮吉《左传诂》，着笔不多，有意排斥杜预的注释，而引用贾逵、服虔之余说较多，谈不到通释《左传》。刘文淇有意作《春秋左氏传》新疏，可惜他和他儿子、孙子几代用功，还仅写到襄公初为止。而且从今天看来，难以使人满意。一则为他们所处时代所限制，缺乏科学性；二则刘氏过于相信《周礼》，用《周礼》来套《左传》，往往龃龉不合，反而不如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往往能够求学术之真。
最近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已经出版，和《春秋左传注》相配合的有沈玉成的《左传译文》（已出版），杨伯峻的《春秋左传词典》也即将出版。这是目前通释《春秋左传》的一部较有功力的书。作者广泛采取古今中外有关春秋一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加以己意，务求探索本意，不主一家之言。尤其重视更可靠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地下发掘文物等加以印证，是一部较好的《春秋左氏传》注本。

《公羊传》和《谷梁传》
杨伯峻等

《尚 书》
杨伯峻等

《仪 礼》
杨伯峻等

《礼 记》
杨伯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