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f-knowledge and Self-reflection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Prof.Jiang Yi
　　作者简介：江怡，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常燊，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常燊(以下简称“陈”)：江老师，您好!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国内学术前沿。以您的硕士论文《罗素的意义理论》为发端，历经维特根斯坦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中西哲学比较到近几年的哲学拓扑学研究，您长达30年多年的哲学思考之旅，在哲学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历史与前沿之间不断变换论题。请问其间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能否为我们给出几个关键词将您数十年的哲学运思串联起来?
　　江怡(以下简称“江”)：的确，我的学术历程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的话，已经经历了30年的时间。当我1985年刚从南开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年轻教师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立志要为中国的哲学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当时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语言分析的基本能力，并力图用分析的方法处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当时的心情很像卡尔纳普在20世纪20年代的情形，不顾一切地反对以往的哲学研究方式，把凡是无法用逻辑和经验加以验证的哲学问题都斥为哲学上的“假问题”。但在与朋友们的思想辩论中，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观点，也无法对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通过大量阅读，我开始意识到哲学问题的所在不是提问的方式，而是提问的内容，只有对哲学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有真正的认识，才能对哲学问题给出清楚的说明。这样，我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涂纪亮教授开始了语言哲学的学习。应当说，我对语言分析哲学的真正理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我认识到，语言哲学要处理的问题并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以讨论语言的方式解决西方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重要问题，其核心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这就是我于1993年发表《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一文的缘起。之前，我还发表了《当代语言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复兴》、《哲学语言能够精确化吗?》、《对语言哲学的批判：维特根斯坦与康德》等文，都是为了弄清语言哲学研究的真实意义。199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语言问题：一种思维模式的选择》一文，成为我在这个时期思考语言哲学问题的代表性文章。
　　正是用这种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方式，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不断涉猎到许多看似不同但却在思想取向上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如知识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研究等，当然主要是在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中考察形而上学的意义和作用，发表了《现代英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20世纪英美实在论哲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形而上学与第一哲学》等文章，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正是基于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我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试图说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哲学传统和文化背景中呈现出非常近似的表现形式。而哲学拓扑学正是我对西方哲学中始终作为基础存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最新概括和总结，当然是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态度处理概念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我的《思想的镜像》一书中。
　　如果要为我自己30年的研究工作选出几个关键词，能够集中代表我的思想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的话，我觉得首先就应当是形而上学；其次应当是分析与论证，这当然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方法；再次是语言与逻辑，因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就是面语言分析或语言批判，无论这里的语言是指哪一种语言，而逻辑的思想方法也始终是一切哲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最后应当是智慧本身。哲学研究必须回到自身，也就是对智慧的追求。无论是理论智慧还是实践智慧，都充分体现出哲学研究的永恒魅力。这或许也是我能够坚持在哲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重要动力所在。

　　陈：谈起分析哲学史，它与科学哲学的缘起密不可分，因为科学哲学的早期流派——逻辑实证主义正是发源于分析哲学。但是，对于分析哲学是如何使科学哲学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及分析哲学在当今日益成熟和日益多元化的科学哲学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对于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亲缘与互动，我们想听听您的见解。
　　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回答它就会涉及整个分析哲学的历史发展以及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简单地说，从起源上看，分析哲学在现代的产生最初就是以科学哲学的面貌出现的，或者说，早期分析哲学就是科学哲学。但这里需要对“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这两个概念做一些必要的澄清。根据通常的学术定义，“分析哲学”主要是指发生在20世纪英语国家的哲学运动，当然最初也出现在德奥国家中。而“科学哲学”则主要是指以科学理论及其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研究领域。显然，这两个概念并不属于同一层次的范畴，一个是哲学流派，一个是哲学领域。不同的哲学流派可以在同一个哲学领域中展开研究，而相同的哲学领域中也可以存在不同的哲学流派。可以说，正是由于早期分哲学家们对科学理论(包括科学发展规律、科学理性形成、科学与想象等等问题)以及科学史的研究，才使得科学哲学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哲学研究领域。历史地看，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对科学观察与科学术语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力图通过对科学陈述的意义分析解释科学观察结果的真实意义，由此确立科学真理的逻辑基础。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被看做科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的重要代表，这种哲学的主要特点就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语言表达式上，试图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处理科学陈述的意义。直到20世纪40年代，哲学家们对逻辑的关注以及物理主义方法论在科学哲学研究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50年代之后的科学哲学发展走向了一种历史主义道路，但科学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的方法和基本思路依然是以分析为见长，以论证为特征的。库恩通过对科学史上科学家们关于物理现象描述的分析，给出了关于科学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说明。拉卡托斯根据科学革命的基本结构论证了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纲领，而费耶阿本德则完全通过分析的方法彻底消解了科学理论中所承载的真理因素。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征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分析哲学特征。21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语境主义似乎成为哲学家们在讨论科学理论形成和实验观察之关系时共同持有的基本立场，而科学—技术—社会的研究范式(STS)则把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包含在确定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考虑之中。这种语境主义立场和STS研究都是以“语言转向”后的语义研究为基础的，尽管这些是以“语义下行”为主要方式的。无论是“语义上行”还是“语义下行”，它们都表明了一种以语义分析为特征的哲学研究方式。最近的科学哲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更加强调经验观察重要性的实验哲学和行动哲学成为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但这些哲学的真正特征并不在于实验和行动本身，而是在于人们对是实验和行动的理论论证过程。虽然一切实验哲学都要依赖于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在这些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实验哲学却主要是由理论论证以及大量具有思辨性质的逻辑想象构成的。行动哲学固然也是基于经验的，但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它更侧重于对行为活动的理性解释，特别是对行动者的理性能力的说明。这些都表明了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历史地看，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不仅如此。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历史的起源和相互影响的发展进程中，而且体现在两者共同具有的思想特征，这就是实证主义的思想传统。作为第三代实证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的是以何种方式能够表明被看做具有真理性质的表达式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完全符合早期实证主义者孔德和斯宾塞等人提倡的实证哲学原则，即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发现真理，而是为被认为是真理和科学的命题给出可以得到证实的方法。所以，几乎所有的实证主义哲学家都没有自负地宣称自己是在追求真理，而是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于澄清命题的意义。如果存在可以和值得追求的真理，那也一定是符合逻辑必然性要求的命题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不仅代表了实证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且直接表达了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这就是要求，科学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科学研究本身提供某种或某些统一的更加权威的标准或规则，而是为澄清和更好地理解科学理论中的命题陈述与经验观察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或者说，科学哲学研究是为科学命题意义的澄清提供一个更为宽阔的平台。由此可见，正是实证主义的思想传统为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而这也是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我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科学哲学在当今发生了多少变化，科学哲学研究的模式具有何种多元化的格局，科学哲学都仍然沿着实证主义的精神发展。

　　陈：我们知道，您一向以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著称。请问您对提高我国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分析哲学素养、培养重分析重论证的治学方法有什么建议?我们在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还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
　　江：学生培养的确一直是我十分关注的方面。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指导过博士生，并给研究生和博士生开设了分析哲学课程，包括分析哲学家的原著选读等课程，并到国内一些高校讲授分析哲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我坚持每年给本科生开设西方哲学史课程，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解读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思想，给研究生开设分析哲学专题研究课程，带领学生阅读分析哲学经典文献，给研究生还开设西方哲学专题研究课程，试图以哲学分析的方式引导学生重新理解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此外，我还出版了《分析哲学教程》一书，旨在为国内学生提供一个较为全面了解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材料。当然，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我在西方国家大学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我把西方大学中的学生培养方式和课程设置等内容直接引入我的课堂教学，比如训练学生直接阅读哲学家原著，包括英文著作，要求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论文，组织学生的课后讨论，以及用电子邮件、QQ群等现代通讯形式与学生建立直接联系。学生们普遍反映，这些形式的教学使他们获益匪浅。我始终相信，哲学研究是一项需要相互对话和理解的事业，而哲学训练则是对这种对话和理解能力的培养。如果哲学研究不满足于哲学家的沉思冥想，更要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公布于众，那么，哲学训练就是要帮助思想者了解如何能够使得自己的思想结果更好地得到表达，进而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对学生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学习如何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完成思想的表达，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十分强调学生课程论文写作的主要原因。文字表达的清晰，包括了概念的清楚界定，论证的逻辑推理，材料的充分运用，观点的有力捍卫或反驳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应当接受的基本训练。要学习掌握查阅最新研究资料的能力，掌握从现有的资料中发现问题的能力，掌握从已有的观点论证中发现逻辑错误或推出更新观点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指导学生大量阅读现有的专题文献。我们的学生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阅读量的匮乏，对已有资料的掌握非常有限，也不会从现有观点中寻找问题所在。我们的学生更满足于接受一切现有的观点，把这些观点作为正确无误的真理加以接受，而我们现有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也培养了学生的这种虔诚式的接受。
　　要改变这些，我们就必须首先改变现有的教学理念，不再把教学活动看做是知识的简单灌输，而是在于训练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在于培养学生获取更多知识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大量的资料帮助学生学会对资料的分析和对观点的论证，学会举一反三地得到更多有效的知识和得到有力论证的观点。这些就是我们改变现有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基本方向。遵循这个基本方向，我们的确需要对教学中的课程设置、培养方案、教学方式以及手段等加以调整。例如，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基本的导论性课程之外，大量的专业课程设置应当以研讨课为主，课程内容主要是原著选读和专题研究，特别是对研究生的课程要求，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教师辅导学生阅读理解，帮助学生掌握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在培养方案上，本科生侧重于培养对学科基本知识的了解和初步的分析能力，对高年级学生可以提出研究性课题，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做好准备；研究生侧重于培养对本学科中主要问题的分析能力，要求学生能够独立地对某个具体问题给出自己的论证和观点。在教学方式和手段上，教师应当更多地采用引导和启发式的教学，在给出问题讨论的基本框架下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帮助他们梳理自己的观点陈述。当然，必要的现代教学手段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直观感性地理解所要讨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及其相关材料，并为他们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必要的帮助。我相信，这些改变不仅是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所要求的，更是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所要求的。
　　陈：好的，江老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