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
原作者：钱 虹
[摘 要]对于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与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起步，并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逐渐显示其作为一门新学科的特征。至21世纪初，这一新学科从草创到初步繁荣和成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20多年来，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从概念的出现、命名的变化到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相应地，这一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清晰明确。
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通常是指对于祖国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以中文汉字书写、创作、出版为其主要特征的文学载体及其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研究和论述。这一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学研究领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和频繁而开创的，并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逐渐显示其作为一门文学研究新学科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一、研究对象主要为祖国大陆以外的台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国以中文汉字的书写、创作与出版为语言媒介的文学载体以及华文作家、社团及其文学活动与历史；二、其学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随着研究的展开和深入而呈现出从含混模糊向逐渐清晰明确的发展过程；三、就研究性质而言，它并非某国、某地区单一的文学研究，而是一种较为广泛的语种文学的研究，即汉语文学在祖国大陆以外如何传播、接受、扎根与坚守以及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它不仅包括世界范围内华人华裔的中文创作，还包括华人华裔之外的人使用汉语进行的创作，如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并不局限于英、法、西班牙等国文学的研究一样，因此，它需要建立一种世界文学观念，从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出发来对其定位和研究。
一、“台港文学”
1979年3月出版的《上海文学》第3期，首次在祖国大陆刊登了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的小说《爱国奖券——台湾轶事》，并同期刊登了大陆学者张葆莘首次介绍这位用中文创作的非大陆作家的文章《聂华苓二三事》。
(注：一些学者有关台湾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回顾文章中，皆将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作为大陆首发之作，如刘俊《台湾文学在大陆》（载 《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4期），李安东《无边的挑战》（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刘登翰《走向学术语境》（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5期）等文。但笔者查阅当时的期刊发现，若以刊载时间的先后而排序，《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刊发聂华苓的小说《台湾轶事》，应为台湾文学作品在大陆的首发之作。)
紧接着，同年4月出版的《花城》创刊号上，发表了堪称这一文学新领域研究的开拓之作《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作者为当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曾敏之。他在此文中以书信体形式向读者首先介绍了香港的两份纯文学刊物《海洋文艺》、《当代文艺》 以及办纯文艺刊物在香港的“寂寞”。接着，在对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文创作、刊物和出版状况所作的介绍中，主要突出了几份华文文学刊物及其编辑倾向，例如新加坡的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北斗文艺》、《新生》，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出版的《激风》月刊；马来西亚的华文刊物《赤道诗刊》、《大学文艺》 等“反映了当代马来西亚文艺的动态”；泰国的《泰华月刊》，“它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也发表旧的诗词作品”，其文艺思想，作者援引这份刊物的原话：“在观念上接受祖国的文学思潮所影响，但也把创作植根于客观生活现实”，号召侨居泰国的文艺作者要反映“泰国现实社会”。至于这些国家的华文创作，作者涉及并不多，仅提到新加坡作家谷雨的长篇小说和周颖南的杂文集自费出版的情况，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则“见于方修写的《马华新文学简史》”。曾敏之一文虽然只是粗略地介绍了香港及新、马、泰地区的华文文学的一些情形，却无疑向被封闭了数十年之久的内地读者敞开了一扇瞭望香港和南洋文学世界的窗口，让人们知道了在大陆以外的另外一片虽然生存不易却丰富多彩的华文文学天地。
继《花城》同期首度刊载香港作家阮朗的小说《爱情的俯冲》，在目录页上特别注明 “短篇·香港来稿”之后，从第3期始，开辟“香港文学作品选载”专栏。无独有偶，在同年7月问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创刊号上，专门开辟了“台湾省文学作品选载”栏目，首先发表的是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编者“按语”写道：“以后，本刊拟陆续刊登一些台湾省文学作品。”很快，《当代》第2期刊载了杨青矗的小说《低等人》，从第3期起又发表了聂华苓的《珊珊，你在哪儿？》、阮朗的《玛丽亚最后的一次旅行》等作品，并将此栏目改名为“台港文学作品选”。“台港文学”这一新概念从此进入了大陆的文学界。1980年第2期的《当代》“港台文学作品”一栏还发表了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的《雪地上的星星》等作品。从当时对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人的介绍中不难发现，他们都被称作“台湾作家”，但实际上他们的身份却是“海外华人作家”；而在台湾，白先勇又成为当然的“中国作家”。[1]正是由于这些被祖国大陆文学界首先注意到的生活在另外一个文学空间的作家身份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从一开始的命名就常常发生缠绕和难解难分的粘着状态，但当时都被笼统地冠以“台港文学”。
原作者：钱 虹
[摘 要]对于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与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起步，并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逐渐显示其作为一门新学科的特征。至21世纪初，这一新学科从草创到初步繁荣和成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20多年来，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从概念的出现、命名的变化到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相应地，这一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清晰明确。
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通常是指对于祖国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以中文汉字书写、创作、出版为其主要特征的文学载体及其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研究和论述。这一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学研究领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和频繁而开创的，并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逐渐显示其作为一门文学研究新学科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一、研究对象主要为祖国大陆以外的台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国以中文汉字的书写、创作与出版为语言媒介的文学载体以及华文作家、社团及其文学活动与历史；二、其学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随着研究的展开和深入而呈现出从含混模糊向逐渐清晰明确的发展过程；三、就研究性质而言，它并非某国、某地区单一的文学研究，而是一种较为广泛的语种文学的研究，即汉语文学在祖国大陆以外如何传播、接受、扎根与坚守以及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它不仅包括世界范围内华人华裔的中文创作，还包括华人华裔之外的人使用汉语进行的创作，如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并不局限于英、法、西班牙等国文学的研究一样，因此，它需要建立一种世界文学观念，从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出发来对其定位和研究。
一、“台港文学”
1979年3月出版的《上海文学》第3期，首次在祖国大陆刊登了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的小说《爱国奖券——台湾轶事》，并同期刊登了大陆学者张葆莘首次介绍这位用中文创作的非大陆作家的文章《聂华苓二三事》。
(注：一些学者有关台湾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回顾文章中，皆将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作为大陆首发之作，如刘俊《台湾文学在大陆》（载 《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4期），李安东《无边的挑战》（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刘登翰《走向学术语境》（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5期）等文。但笔者查阅当时的期刊发现，若以刊载时间的先后而排序，《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刊发聂华苓的小说《台湾轶事》，应为台湾文学作品在大陆的首发之作。)
紧接着，同年4月出版的《花城》创刊号上，发表了堪称这一文学新领域研究的开拓之作《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作者为当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曾敏之。他在此文中以书信体形式向读者首先介绍了香港的两份纯文学刊物《海洋文艺》、《当代文艺》 以及办纯文艺刊物在香港的“寂寞”。接着，在对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文创作、刊物和出版状况所作的介绍中，主要突出了几份华文文学刊物及其编辑倾向，例如新加坡的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北斗文艺》、《新生》，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出版的《激风》月刊；马来西亚的华文刊物《赤道诗刊》、《大学文艺》 等“反映了当代马来西亚文艺的动态”；泰国的《泰华月刊》，“它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也发表旧的诗词作品”，其文艺思想，作者援引这份刊物的原话：“在观念上接受祖国的文学思潮所影响，但也把创作植根于客观生活现实”，号召侨居泰国的文艺作者要反映“泰国现实社会”。至于这些国家的华文创作，作者涉及并不多，仅提到新加坡作家谷雨的长篇小说和周颖南的杂文集自费出版的情况，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则“见于方修写的《马华新文学简史》”。曾敏之一文虽然只是粗略地介绍了香港及新、马、泰地区的华文文学的一些情形，却无疑向被封闭了数十年之久的内地读者敞开了一扇瞭望香港和南洋文学世界的窗口，让人们知道了在大陆以外的另外一片虽然生存不易却丰富多彩的华文文学天地。
继《花城》同期首度刊载香港作家阮朗的小说《爱情的俯冲》，在目录页上特别注明 “短篇·香港来稿”之后，从第3期始，开辟“香港文学作品选载”专栏。无独有偶，在同年7月问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创刊号上，专门开辟了“台湾省文学作品选载”栏目，首先发表的是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编者“按语”写道：“以后，本刊拟陆续刊登一些台湾省文学作品。”很快，《当代》第2期刊载了杨青矗的小说《低等人》，从第3期起又发表了聂华苓的《珊珊，你在哪儿？》、阮朗的《玛丽亚最后的一次旅行》等作品，并将此栏目改名为“台港文学作品选”。“台港文学”这一新概念从此进入了大陆的文学界。1980年第2期的《当代》“港台文学作品”一栏还发表了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的《雪地上的星星》等作品。从当时对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人的介绍中不难发现，他们都被称作“台湾作家”，但实际上他们的身份却是“海外华人作家”；而在台湾，白先勇又成为当然的“中国作家”。[1]正是由于这些被祖国大陆文学界首先注意到的生活在另外一个文学空间的作家身份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从一开始的命名就常常发生缠绕和难解难分的粘着状态，但当时都被笼统地冠以“台港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