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不是那种只在夜间开门的酒吧，馆子里除了吧台，还有一排挤挤挨挨的小圆桌，中午也营业，卖简餐，和咖啡。门口的那块小小黑扳，会每天更换特价套餐的名称。

让-吕克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好看，很难认，所以那块小黑板一般都交给伙计们负责。

不，在他拥有“所罗门”的时候，还没有来巴黎。那是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小城，离大西洋不远，是让-吕克出生长大的地方。“所罗门”的第一个老扳，是让-吕克的爷爷。他曾经听说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因为战事，店都关了，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士兵或者下级军官，在经过他们这座小城时的深夜，拍着门扳问老扳有没有酒。反正打不过德国人，干吗不多喝点呢。大西洋就在不远的地方。

让-吕克是从父亲手里接下“所罗门”来的，父亲把“所罗门”经营得有声有色，在热闹的20世纪60年代末，这里从中午到凌晨都挤满了年轻热情的学生。虽然这个小城离风暴中心的巴黎很远。学生们没什么钱，常常是七点多钟来了，只叫一杯东西就撑到打烊，可是父亲从不在意这些。父亲在欧洲战后最美好的岁月里日益苍老，如果一个人一生有超过一半的时间目睹着整个国家蒸蒸日上，那他自然而然会对生命本身放弃某些警惕。让-吕克至今都觉得，在这点上，父亲比自己幸福得多。

没错，让-吕克离开家乡，离开“所罗门”，只是因为，巴黎有一个姑娘。那女孩从让-吕克的小城里，考进巴黎的音乐学院读书。自然是美丽而快活的，纯褐色的头发，深绿色的眼睛。让-吕克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拥有她。这女孩精致得像是圣诞橱窗里配着音乐眨眼睛的玩偶，而让-吕克，小酒馆的老板，或许永远都是那个鼻子紧贴着玻璃的小男孩，满脸都是神往。其实或许没那么糟糕，只不过，让-吕克从小就是个自卑的人，一看到过分美好的东西，便觉得，还是看看就好了。其实女孩也认识他，城市那么小，基本上所有人都去过“所罗门”，可女孩只是把他看成一个同在异乡的故交而已，只礼节性地跟他吃过一两次晚餐，不知道是无心还是刻意，用非常随意的方式，提醒着让-吕克，他没有机会。

这对需要打工付学费的她来说，是笔开销。

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让-吕克想回家了。但是他终究没有。他用出让掉“所罗门”的钱，在巴黎十九区的某个街角，盘下了一间比萨外卖店。说好听点是一个店，基本就是一个像火车站售票窗口那么小的地方。原先的店主把自己的两个伙计也一起留给了他，他就跟着这两个伙计一起，开始做比萨，周末的晚上，忙不过来的时候也得骑着小摩托车去送外卖。有一个春天，那女孩找到他，问他的店里是否需要人手，她想打工，他自然答应了。

尽管她既不会做比萨，也不能送外卖——他们这种以外卖为主的店又不需要服务生。他只是学不会对她说“不”。他对两个伙计解释，店里多一个女孩子，可以接电话订单，而他就能空出来专心送外卖。

后来，女孩辞工了，据说从音乐学院辍了学，搬去跟那个大学生同居。让-吕克再也没有去找她，过着宁静的曰子，连圣诞节也不怎么回家乡——圣诞节是比萨店很忙的曰子，让-吕克虽然没能像父亲那样出色地经营“所罗门”，可是比萨店的生意，着实还不错。

不知不觉间，让-吕克在巴黎待了十二年。这十二年里，法郎变成了欧元，他也终于结了婚，在四十五岁的时候，有了一对双胞胎，两个永远聒噪暄闹的小男孩，一点不像他那么安静。

冬天的星期六下午，他带着两个小男孩去球场。地铁里，总会有一些卖艺的音乐人，中途上车，为他们表演，然后收几枚硬币。这一次，上车的是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人，背着木吉他，说话的声音里，有一种别的卖艺人没有的自信，

她说：“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在这里给大家演唱，没有硬币给我也不要紧，对我微笑一下也行，衷心地感谢你们。”

她经过让-吕克的座位的时候，双胞胎在浑然不觉地互相拿小拳头碰撞着。他不想给她硬币，因为他觉得那样会伤害她，也会伤害自己。所以他只好用尽全身力气，对她微笑了一下，看着她的眼睛。她也回报了一个微笑，她知道，让-吕克自然认出她了。不管她变成了什么样，让-吕克都是那个一眼就能认出她的人。

她刚刚自弹自唱的，是他们家乡的歌，据说，很古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