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的不是手术，是万一手术失败后无休止的纠葛（如果社会病了，我们拿什么去治疗它）
2015-05-14 王勉 中国医学论坛报
下午到病房，住院医生告诉我，有位婆婆来找过我，留下了一盒茶叶和一块火腿。是前段时间出院的病人。
对这位老人家，我记忆犹新。两个原因，一是她当时病情很重，急性非ST抬高性心肌梗死，二是她有一个让我很不爽的儿子。
婆婆入院时，血压不好，反复胸痛，心电图提示缺血很明显，药物治疗根本控制不了症状。老人家慈眉善目，心态平和。查房时，她的儿子严肃地问了我许多问题。为什么不给他母亲溶栓，我们会不会乱给他母亲放支架，还有无更好的治疗手段，他妈妈为什么会患冠心病，并反复强调，他是律师，言下之意，我的一切言行将被呈堂证供。
在这样一种近乎取证的交谈中，他的不懂装懂和质疑让我的怒气渐渐滋生。我最后告诉他：婆婆的冠脉病变肯定严重，如果支架治疗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她的幸运。
造影出来，不出所料，左主干前三叉加三支病变。从病变来看，遵照指南，首选外科开胸搭桥。但是，病人高龄，有慢阻肺，刚发生心梗，外科医生会做吗？搭桥风险比支架更高。我该如何跟家属交待病情呢？
每次遇到困难的抉择时，我会扪心自问：如果是我的父母，我该怎么做？心中有了答案之后，我便会尽可能帮助家属作出我认为最正确的选择。有些家属也问出同样的问题，我会坦然回答：我选择不放弃，但我能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你们有勇气面对吗？每一种抉择，无论多么理性，都可能会有悲剧的结果。所以，医生的义务，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只能客观交待和建议，没有任何资格替家属作决定。
面对婆婆的儿子，我不敢给出将心比心的建议。基本信任的缺失，让我必须用法律为准绳，走好每一步。一切严格遵循医疗原则。
接下来，便是心脏外科会诊，完善术前检查。最后，外科意见出来：开胸风险太大，拒绝手术。
儿子急了，看着母亲随时有离去的危险，态度变得客气，追着我，让我想办法。其实一开始我就很清楚，除了拼死一搏做介入，别无他法。这一搏，不是我有良好意愿就能实现的，必须要有家属绝对的理解。在有足够的技术和强大的团队为支撑时，我愿意尽最大努力冒险，但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让我必须一命换一命，只许成功，那不叫行医。我也不会如此轻置我的人生。查房时，老人家看着我：王医生，你怕了吗？没事，放心做。我扶着老人的肩，无言以对。我怕的，不是手术，是怕万一手术失败后无休止的纠葛。
最后，我们还是开了台。医生的本能，让我不忍心放手。手术很复杂，每一次术中的麻烦，都让我后背发凉。不管多牛逼的专家，遇到意外时，都会紧张。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关系生死的心脏。
手术终于顺利结束，婆婆很快恢复元气。早上查房，她眉花眼笑，不顾手上的伤口，爬在床头，到处找她女儿给我带的小礼物。她很开心握住我的手：“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啦”。在病房大堆病人的注目下，我犹豫片刻，接下了她的一小盒普洱茶。茶不值钱，但老人家的诚恳不能拒绝，我自我定性这不叫收受贿赂。对于医生而言，能够力挽狂澜，面对老人由衷的感激，这一刻，最有成就感。
这次诊治经过，得以圆满结束，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手术失败呢？
周四门诊，一位藏族朋友专程来看我，并献上一条金色的哈达。据说哈达象征吉祥如意，我把哈达挂在了汽车后座。两天前我为他做了急诊，手术很简单，但他发自内心的尊敬让我感动。这样的病员很多，有些很贫穷，但很挚朴，教养与财富无关，他们也促使我更认真对待每一次诊治过程，让我一遍遍问自己：如果是我的亲人，我应该怎么做？
常常在各种媒体上，见到医患之间的负面报导，矛盾激烈，矛盾背后的根源，不是我等小医生可以深究。这矛盾，也绝对不是医务人员单方面勤奋工作可以化解。如果社会病了，医生有什么本事去治呢？
搞一个民意调查，你为什么学医？答案肯定五花八门。仇恨医护人员的人，你愿意你的子女学医吗？你作出决定的理由又是什么？我当初报医学院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位初中生理老师学医未成，想替他实现心愿。没有哪个小孩子选择学医是要决心断情断欲，牺牲自我，为人类健康奉献一生幸福，有这种宏愿的圣人应该是活佛。说穿了，医生就是一种职业，是普通群众的一员。所以，不要用无穷无尽的圣人理念来绑架我们，更不能要求我们牺牲家庭牺牲自己所有的社会责任来完全付出。
但是，医生又不同于其他职业，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这种认知，是在工作和学习生涯中逐渐形成。生命的尊严不可亵渎，诊治疾病不是商品买卖。身为医者，有责任为每位患者努力，不可以把自己凌驾于病人之上，也可能需要比一般人牺牲更多。有的人过于追逐私利，那他就不该从事医疗行业。必须承认，我们确实需要规范一些违背医疗道德的行为。
如果医患都能换位思考，以心为镜，多一份理解，很多矛盾都不会产生。可惜，负能量永远比正能量更能鼓惑人心。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祈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得更踏实，更能顶天立地。
2015-05-14 王勉 中国医学论坛报
下午到病房，住院医生告诉我，有位婆婆来找过我，留下了一盒茶叶和一块火腿。是前段时间出院的病人。
对这位老人家，我记忆犹新。两个原因，一是她当时病情很重，急性非ST抬高性心肌梗死，二是她有一个让我很不爽的儿子。
婆婆入院时，血压不好，反复胸痛，心电图提示缺血很明显，药物治疗根本控制不了症状。老人家慈眉善目，心态平和。查房时，她的儿子严肃地问了我许多问题。为什么不给他母亲溶栓，我们会不会乱给他母亲放支架，还有无更好的治疗手段，他妈妈为什么会患冠心病，并反复强调，他是律师，言下之意，我的一切言行将被呈堂证供。
在这样一种近乎取证的交谈中，他的不懂装懂和质疑让我的怒气渐渐滋生。我最后告诉他：婆婆的冠脉病变肯定严重，如果支架治疗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她的幸运。
造影出来，不出所料，左主干前三叉加三支病变。从病变来看，遵照指南，首选外科开胸搭桥。但是，病人高龄，有慢阻肺，刚发生心梗，外科医生会做吗？搭桥风险比支架更高。我该如何跟家属交待病情呢？
每次遇到困难的抉择时，我会扪心自问：如果是我的父母，我该怎么做？心中有了答案之后，我便会尽可能帮助家属作出我认为最正确的选择。有些家属也问出同样的问题，我会坦然回答：我选择不放弃，但我能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你们有勇气面对吗？每一种抉择，无论多么理性，都可能会有悲剧的结果。所以，医生的义务，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只能客观交待和建议，没有任何资格替家属作决定。
面对婆婆的儿子，我不敢给出将心比心的建议。基本信任的缺失，让我必须用法律为准绳，走好每一步。一切严格遵循医疗原则。
接下来，便是心脏外科会诊，完善术前检查。最后，外科意见出来：开胸风险太大，拒绝手术。
儿子急了，看着母亲随时有离去的危险，态度变得客气，追着我，让我想办法。其实一开始我就很清楚，除了拼死一搏做介入，别无他法。这一搏，不是我有良好意愿就能实现的，必须要有家属绝对的理解。在有足够的技术和强大的团队为支撑时，我愿意尽最大努力冒险，但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让我必须一命换一命，只许成功，那不叫行医。我也不会如此轻置我的人生。查房时，老人家看着我：王医生，你怕了吗？没事，放心做。我扶着老人的肩，无言以对。我怕的，不是手术，是怕万一手术失败后无休止的纠葛。
最后，我们还是开了台。医生的本能，让我不忍心放手。手术很复杂，每一次术中的麻烦，都让我后背发凉。不管多牛逼的专家，遇到意外时，都会紧张。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关系生死的心脏。
手术终于顺利结束，婆婆很快恢复元气。早上查房，她眉花眼笑，不顾手上的伤口，爬在床头，到处找她女儿给我带的小礼物。她很开心握住我的手：“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啦”。在病房大堆病人的注目下，我犹豫片刻，接下了她的一小盒普洱茶。茶不值钱，但老人家的诚恳不能拒绝，我自我定性这不叫收受贿赂。对于医生而言，能够力挽狂澜，面对老人由衷的感激，这一刻，最有成就感。
这次诊治经过，得以圆满结束，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手术失败呢？
周四门诊，一位藏族朋友专程来看我，并献上一条金色的哈达。据说哈达象征吉祥如意，我把哈达挂在了汽车后座。两天前我为他做了急诊，手术很简单，但他发自内心的尊敬让我感动。这样的病员很多，有些很贫穷，但很挚朴，教养与财富无关，他们也促使我更认真对待每一次诊治过程，让我一遍遍问自己：如果是我的亲人，我应该怎么做？
常常在各种媒体上，见到医患之间的负面报导，矛盾激烈，矛盾背后的根源，不是我等小医生可以深究。这矛盾，也绝对不是医务人员单方面勤奋工作可以化解。如果社会病了，医生有什么本事去治呢？
搞一个民意调查，你为什么学医？答案肯定五花八门。仇恨医护人员的人，你愿意你的子女学医吗？你作出决定的理由又是什么？我当初报医学院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的一位初中生理老师学医未成，想替他实现心愿。没有哪个小孩子选择学医是要决心断情断欲，牺牲自我，为人类健康奉献一生幸福，有这种宏愿的圣人应该是活佛。说穿了，医生就是一种职业，是普通群众的一员。所以，不要用无穷无尽的圣人理念来绑架我们，更不能要求我们牺牲家庭牺牲自己所有的社会责任来完全付出。
但是，医生又不同于其他职业，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这种认知，是在工作和学习生涯中逐渐形成。生命的尊严不可亵渎，诊治疾病不是商品买卖。身为医者，有责任为每位患者努力，不可以把自己凌驾于病人之上，也可能需要比一般人牺牲更多。有的人过于追逐私利，那他就不该从事医疗行业。必须承认，我们确实需要规范一些违背医疗道德的行为。
如果医患都能换位思考，以心为镜，多一份理解，很多矛盾都不会产生。可惜，负能量永远比正能量更能鼓惑人心。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祈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得更踏实，更能顶天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