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一个午夜建立的国家。而我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时刻，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离家去学校，没承想，再也没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开枪击中，失去意识，然后就被带离了我的国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说我永远都不可能返回故乡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
现在，每天清晨，当我睁开双眼，都期盼着能回到自己的旧房间，屋里满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摆满了我获得的奖状。事实上，我身在一个离我的故乡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个小时时差的国家。巴基斯坦与之相比，像是落后了几个世纪。这里的便利条件远超你的想象：拧开每个水龙头都有自来水流出，冷热水可以自由选择；无论白天或黑夜，只需按一下按钮，灯光就会亮起，不需要点油灯；有燃气可以直接煮食物，而不用先去市场买煤气。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现代化，甚至只要打开包装袋，就有熟食可以吃。
我站在窗边，能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长长的公路上车水马龙、井然有序。树木和草地都被修剪得很整齐，还有平坦的人行道供路人行走。闭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乡——有白雪皑皑的高山、绿意盎然的原野，还有碧蓝的河水。一想到斯瓦特的人民，我就会愉快地微笑。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和我的老师、同学们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开心地说说笑笑，仿佛从未离开过。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国。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对学生们来说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我号称“小书虫”，感觉考试并不是什么难事。
那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搭着被漆得五颜六色、喷着废气的三轮车——每辆车上只能搭载五六个女生——来到狭窄泥泞的哈吉巴巴路。自从塔利班控制该地区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能再有任何标志。隔着伐木场的白墙，铜质的大门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能让外界看出围墙里的状况。
对女孩子们来说，这道门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引领我们前往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这所学校是我出生前父亲创建的，我们头顶的墙上是用红白两色颜料漆的“胡沙尔学校”。我15岁，上九年级，每周有6天要来学校上课，和同学们一起背诵化学公式或学习乌尔都语；用英文格言，诸如“欲速则不达”等写故事；或是画人体血液循环图——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想成为医生。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这样的事当成一种威胁。然而，在学校的围墙外，萦绕着明戈拉（斯瓦特的主要城镇）的不只有嘈杂和疯狂，还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认为女孩不应接受教育的人。
这天早晨，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不过，因为要考试，我们可以九点去上学，比平时晚一个小时。
学校离我家不远，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学。但自从2011年开始，我就跟着其他女生一起搭人力车上学，再搭校车回家，因为母亲不敢让我独自上路。我们一年到头都被人威胁，这些威胁信息有些刊登在报纸上，有些是其他人转来的传单或小纸条。母亲很担心我，但塔利班分子从来没有特别针对过小女孩，相对而言，我更担心他们会针对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发表反对他们的言论。2011年8月，我父亲的好友，也是他抗争暴权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祷的路上脸部中枪。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劝我父亲：“小心点，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们家门口的街道狭窄，校车无法开进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边下车，翻过一道上锁的铁栅门，然后再走一段阶梯，才能到家。我总觉得要是有人攻击我，一定是在阶梯上。和我父亲一样，我总是爱幻想。有时候在课堂上，我的心思就会不知不觉地飘走。我想象在回家的路上，有人从台阶上跳下来朝我开枪。我想象自己的反应：也许我会脱下鞋子，朝他扔过去，但我又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和恐怖分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最好还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开枪就开吧。不过，在此之前，请先听我说几句话。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去上学而已。”

我只记得，校车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设的检查岗处右转行驶，然后经过废弃的板球场。然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在我做过的梦里，我被开枪击中时，我的父亲也在车上，他也被击中了……周围挤满了人，我正到处寻找父亲。
而事实是，校车突然被截停了。在我们的左手边，是长满杂草的希尔·穆罕默德·汗的墓园，他是斯瓦特第一任经济部长。在我们的右手边，是个零食加工厂。我们停在离检查点不到两百米的地方。
我们看不到前方，但有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浅色衣服的年轻男子站在车身前方，挥手示意让车子停下。
“这是胡沙尔学校的车吗？”他问司机。学校的名字就写在车身上，我仿佛能听见乌斯曼大哥在喃喃自语：“这是什么蠢问题。”他回答：“是的。”

“我需要其中几个孩子的信息。”男人说。
“你得去学校办公室。”乌斯曼大哥说。
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车后面。
“你看，又是记者要来采访你了！”莫妮巴说。自从我开始跟着父亲在几个活动上发言，为女孩子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抗议塔利班分子试图让女性穿遮面长袍后，便常有记者来采访我，甚至还有些外国人，但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把我拦在路边。
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宽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样。他一跃跳上车厢，向我们走过来。
“谁是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没有人开口说话，但有几个女生望向我。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脸蒙起来的女孩。

这时候，他举起一把黑色手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自动手枪。几个女孩子开始尖叫起来。后来莫妮巴告诉我，当时我死死地抓着她的手。
我的朋友告诉我，那个男人开了三枪，一枪接着一枪，第一枪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弹从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鲜血从我的左耳喷涌而出。另外两发子弹击中了我旁边的女孩——有一枪打中夏希雅的左手，还有一枪从卡内·利兹雅的左肩射穿进入她的右上臂。
后来朋友们告诉我，枪手开枪时手在发抖。
当我们终于到达医院时，我的长发已被鲜血浸湿，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鲜血。
谁是马拉拉？
我是马拉拉。
而这，就是我的故事。

1
一个女孩儿的诞生
我出生时，我们村里的人很同情我的母亲，没有人祝贺我的父亲。我出生在天空只剩下一颗星星的黎明时刻，然后眨了眨眼睛。这里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我的父亲没有钱去医院或者找产婆，所以就让邻居帮忙接生。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但是我刚出生时腿就不停地乱踢和尖叫。我是一个女孩，但时在我们这里生儿子才会庆祝，而女儿往往是被遮住脸的，他们只是充当准备食物和生孩子的角色。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女儿是十分抑郁的一件事。我的伯伯Jehan Sher Khan Yousafzai是为数不多的来庆祝我的生日的人之一，甚至还给了一笔不小的份子钱。现在，他带来了整个Dalokhel Yousafzai大的家族的族谱，追溯到我的曾祖父时就只显示男性。我的父亲Ziauddin不同于大多数族人。他在图谱上他名字的下面画了一根线末尾写上马拉拉的名字，看上去像一个棒棒糖。他的表妹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我的父亲没有理她。他说，他能从我的眼睛里读出深深的爱意。他告诉人们，“我知道有关于这个孩子不同的东西。”他甚至让朋友把干果制品，糖果和硬币放进我的摇篮，我们通常对于男孩儿才这样做。
我的名字是仿照阿富汗最大英雄Malalai起的。普什图族是一个骄傲的民族，有许多部落是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分裂出来的。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遵从着一个代号叫“普什图”的法典，这迫使我们热情地接待所有的客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食物和面子。在普什图人看来最糟糕的事情是丢脸。羞耻在普什图人看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有句古话，“没有荣誉，世界就会什么也没有。我们彼此之间虽然经常发生冲突。但我们总是一起对抗那些试图侵占我们土地的外来侵略者。所有的普什图族儿童是听着1880年阿富汗军队打败了英国取得第二次英阿大战胜利的故事长大的。

瓦力公平正义，维持着各个敌对部落之间经济与和平，收取税务，为部落之间修建公路、医院和学校。
虽然我们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只有一百英里，但是我们却感觉那是另外的一个国家。我们花了至少五小才赶到马拉山口，这座山像一大碗，在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被一个叫mullah saidullah 的传道士（由英国称为疯和尚）带到崎岖的山峰顶部与英国军队作战。其中有个叫温斯顿丘吉尔的人，他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即使他不是我们的人很客气，我们还是尊称他为最伟大的人之一。入口的最里面是一个绿色的圆顶神社，里的人向它扔硬币来表达谢意祈祷安全到达。
我知道没有人去过伊斯兰堡。在动乱到来致歉信，大多数的人像我的母亲一样，从未离开过斯瓦特。
我们住在mingora，是山谷中最大的城镇，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个城市。它曾经是一个小地方，但很多人已经从周围的村庄涌入，使它变得肮脏和拥挤。有酒店，学校，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一个购买我们的传统刺绣的著名的集市，甚至是宝石和任何你能想到的。环绕着它的是marghazar河，里面漂浮着乳褐色的塑料袋和各种垃圾。不清楚的是在有丘陵地带或象宽敞的斯瓦特河城外的溪流怎样，我们假期参观过那里，有很多人在钓鳟鱼。我们的房子是在gulkada，这意味着'有花'的地方，但它通常被称为“布特卡拉或者佛像。
我家附近是一场神秘的废墟–雕像臀部散落着狮子，破柱，无头人，奇怪的是还有上百个石伞。

赞！

斯瓦特河谷种满了果树，这些果树结出最甜美的无花果、红石榴和桃子。我们家院子里种着葡萄、番石榴和柿子，前院一棵梅子树结出的果实是如此甜美，我们不得不跟小鸟比赛抢果子吃。小鸟们都很爱那棵树，连啄木鸟也不例外。 自我有记忆以来，印象中母亲就常常跟小鸟说话。我们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长廊，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我们深知饥饿的滋味，所以母亲总会多煮一些食物，分给其他贫苦的家庭。如果还有剩余，她就会拿去喂鸟儿。在普什图传统中我们喜欢唱一种双行诗，叫作“拓帕”[3]，母亲经常一边撒米一边唱道：“可别杀害园子里的鸽子，杀了一只，其他的就不会再来了。”

等洪水退后，他们发现，家园和学校都毁了：家具、地毯、书籍、衣服和音响系统，全都浸在发臭的烂泥当中。他们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干净的衣服换。幸运的是，他们的邻居阿曼·乌丁收留他们过了一夜。之后，他们花了一个星期才清理完那些残骸。十天之后，当他们都不在学校时，第二场洪水来袭，又是泥泞一片。不久后，水电公司的人来访，称他们的水电表出了故障，要他们塞钱解决。在父亲拒绝后，他们收到一张账单，上面写着一大笔罚金，他们根本无力付款。父亲不得不找了一个在政治圈里的朋友，帮他处理了这件事。 看来办学的梦想注定要失败了，此外，父亲还有一个家庭要养。但父亲不是轻易就会放弃的人。1997年7月12日，我出生了。一个之前曾经帮忙接生过的邻居来帮助我母亲生产，而父亲则在学校里等着。当他听到消息时，一路跑着回到家。母亲本来很为生了个女儿而担心，但父亲说他看着我的眼睛时，觉得好快乐。 “马拉拉是个幸运的女孩，”希达亚图拉说，“她一出生，我们的运气就改变了。” 但好运并没有即刻降临。199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的第五十个国庆节这天，全国上下都举行了游行和庆祝活动。然而，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却抗议这种庆祝。他们认为，斯瓦特自从并入巴基斯坦后，就一直在过苦日子。他们戴上黑色臂章以示抗议，并说庆祝活动根本没有意义。结果，他们被逮捕，还要付一笔没人付得起的罚金。 我出生几个月后，学校楼上有了三间空房，于是我们搬了进去。房子是水泥墙，也有了自来水，与之前的棚屋相比，环境算是改善了，但因为我们跟希达亚图拉一起分租，加上几乎天天都有访客，屋里仍旧非常拥挤。一开始，学校规模很小，是所混合式的小学。到我出生的时候，学校里有五六位老师，近百位学生，每人每月付一百卢比的学费。我父亲是老师、会计，也是校长。他也擦地、粉刷墙壁和洗厕所。他还会爬上电线杆悬挂为学校做招生宣传的布条——虽然他很怕高，每次爬到顶端时总是两腿发抖。如果抽水机坏了，他也要爬进井里修好机器。每次我看到他消失在井里，就会大哭，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每个月，付了房租、发完薪水，买食物的钱所剩无几。我们喝不起加了牛奶的茶，所以我们都喝绿茶。一段时间之后，学校终于开始收支平衡，父亲开始考虑开办第二所学校，名字他都取好了，就叫“马拉拉教育学院”。

这场假结婚最重要的就是珠宝。我们用耳环、手环和项链来为新娘子装扮，一边忙碌，一边唱着宝莱坞的歌曲。然后我们会拿母亲的化妆品来帮她化妆，把她的手浸在热石灰石和苏打粉中染白，用指甲花将她的指甲涂红。一旦打扮好，新娘子就会开始哭泣，我们就轻抚她的头，告诉她不用担心。“婚姻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会这么说，“要孝顺你的公婆，这样他们才会善待你。好好照顾你的丈夫，要过得幸福喔！”有时，村里会有真正的婚礼，庆祝活动连续进行好几天，这会让新人家里破产或负债。新娘会穿上精美的服饰，全身挂满金饰，两方家庭都会送她项链和手镯。我看过一篇报道，是关于贝·布托坚持在她的婚礼上戴上玻璃手环，以开创新的风气。但是，赠新娘以金饰，以表达对新娘的疼爱的传统没有改变。有时，也会有夹板棺材从矿坑被送回来。妇女们就会到去世的男人的太太或母亲家，一起放声大哭。悲凄的哭声回荡在山谷中，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夜里，整个村子黑漆漆的，只有山丘上的屋里有点点油灯闪烁。村里年纪比较大的妇女全都没有受过教育，但她们都会说故事，也会转述拓帕，也就是普什图的两行诗。我的外祖母特别擅长讲拓帕。拓帕通常讲的是爱情故事，或是怎样成为一个普什图人。“没有任何一个普什图人会自愿离开他的家园，”她说道，“不论是因为贫困，还是为了爱。”我的姑姑们则拿鬼故事吓我们，例如萧谷帝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有着20只指头的男人。她们说他会爬上我们的床，跟我们一起睡觉。我们会吓得大叫。在普什图语里，“手指”和“脚趾”都被称作“指头”，因此，其实大家都是二十个指头，但我们当时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姑姑们为了要让我们快点去洗澡，还会讲一个恐怖的女人夏夏卡的故事给我们听。如果小孩不去洗澡、洗头发，夏夏卡就会伸出她满是污泥的双手，喷出散发着恶臭的口气追着你跑，把你的头发变成像老鼠的尾巴一样脏，还长满虫子，搞不好还会把你给杀掉。有时候，大人不愿意让我们大冬天跑去外面玩耍，就会说要等到老虎或狮子在雪地上留下足迹，我们才可以出去玩。

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村子里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有点无聊了。唯一的电视在一位有钱人家的会堂里，整个村子没有一台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