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上午10时，龙应台在中山大学文科楼与中大学生会面。这是她第一次来广州。学生们非常踊跃地提问，而兼具作家与学者双重素质的龙应台，应对如流的机敏睿智更是启人心智，令人叹服。下面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的部分问答。
率先提问的是一位女生：“您曾经讲过，德国是一个单一民族文化的国家，不像美国那样的移民社会。那么，您作为一个中国人，居住在单一民族的德国，是否会被接受？有没有异民族的感觉？”
龙应台：“我在德国生活12年，在实际生活中，像在街上，还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异族人的缘故而遇到对我不礼貌或让人不愉快的经历。在文化层面上是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报纸的《法兰克福汇报》，我可以在它的副刊定期地发表文章，这也许可以相当程度地说明我被接受的事实。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所以在那儿也觉得挺寂寞的。”
第二位提问的是中文系研究生：“去年底读到您关于鲁迅杂文和您自己杂文的比较，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请您进一步谈谈您的具体看法。”
龙应台：“谢谢你。在西安答记者问我对鲁迅杂文怎么看时，我的回答是，鲁迅的小说是世界一流的。我完全对他拜倒。就小说来说，如果他是一条狗的话，那我就是它的尾巴。但是我又说，我觉得我的杂文比鲁迅的好。这句话一被形诸文字，我就变成了大陆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全场大笑）看了几篇斥骂我的文章，我的感觉是有点滑稽：我的天哪！有那么严重吗？我对鲁迅杂文不推崇，主要是因为鲁迅杂文里有很多不面对事情本身、而对人的人格的攻击。在我的杂文里，我是不会做的。这是一点。另一方面，在表现方式上，他有很多尖酸刻薄的、情绪化的、“刺”你一下的表现方式，我觉得不够大气。也就是说，我个人衡量杂文有些标准，而鲁迅杂文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高的。另外，今天我来到广东，使我联想起我心目中景仰的一个写杂文的前辈：梁启超。（或许是因为不少学生只知道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人物，发出惊讶的骚动）我觉得梁启超的文章不得了。有见解，逻辑思维非常清楚，而且有知识作为基础；不但有知识、有理性、有逻辑思维、有锋芒，而且真正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激情。所以，如果允许我表达个人的评价的话，鲁迅不是我个人的范本。至于对我的说法不高兴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就文章谈文章，犯不着闹情绪。白纸黑字的东西，是可以比较的，你不同意就不同意算了。（笑）如果你想要高兴的话，我不是说自己是鲁迅小说这条狗身上的尾巴嘛。”（笑）
问：“请问五四文学和思想启蒙运动有没有影响到台湾现代文学？”
龙应台：“这个问题很好。像我这一代在70年代成长定型的人，可说是直接受到五四文学的影响一路下来的。五四自由主义派的文人如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罗家伦等到了台湾，这条线的传承一路下来。比如说，胡适、殷海光————现在大陆渐渐对他熟悉了--殷门弟子对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着力很多。像我们十几二十岁的启蒙期读的都是这些人的书。从文风来看，至少在文字的运用上，因为没有大的政治波动和扭曲，它从五四以来就是自然发展的。所以说五四的影响对于台湾的文学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提醒，从1987年之后，台湾意识抬头并且成为政治主流，现在开始有另外一个现象了：也就是说，不少台湾的年轻一代作家--我的下一辈作家--认为，五四是你们中国的五四，你们去反思吧，跟我没关系；五四从来没在这里发生过，台湾只有四百年的历史。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分歧。他们这一线的年轻知识分子怎么发展，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至少到我这一代的作家为止，跟五四的文学、思想以及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的传承可说是一路下来的。”
当被问及对于台湾著名杂文家柏杨的看法时，龙应台说：“柏杨是我的老前辈。我自己本身没有受到他的杂文的影响。但我非常尊敬他。我在198３、1984年写《野火集》时，虽然承受非常大的政治压力，但我没有被关起来，书也没有被禁。我把这归结于像柏杨以及50年代创办《自由中国》的雷震等前辈的奋斗。我在1984年批评当政而没有被捕，这是因为像柏杨、雷震他们已经一代一代地付出了代价。我们后来人是踩着他们的肩膀过来的，不能漠视前人来膨胀自己。当然，如果要讲文字风格的话，我想我和柏杨的风格有很大差异。”
率先提问的是一位女生：“您曾经讲过，德国是一个单一民族文化的国家，不像美国那样的移民社会。那么，您作为一个中国人，居住在单一民族的德国，是否会被接受？有没有异民族的感觉？”
龙应台：“我在德国生活12年，在实际生活中，像在街上，还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异族人的缘故而遇到对我不礼貌或让人不愉快的经历。在文化层面上是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报纸的《法兰克福汇报》，我可以在它的副刊定期地发表文章，这也许可以相当程度地说明我被接受的事实。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所以在那儿也觉得挺寂寞的。”
第二位提问的是中文系研究生：“去年底读到您关于鲁迅杂文和您自己杂文的比较，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请您进一步谈谈您的具体看法。”
龙应台：“谢谢你。在西安答记者问我对鲁迅杂文怎么看时，我的回答是，鲁迅的小说是世界一流的。我完全对他拜倒。就小说来说，如果他是一条狗的话，那我就是它的尾巴。但是我又说，我觉得我的杂文比鲁迅的好。这句话一被形诸文字，我就变成了大陆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全场大笑）看了几篇斥骂我的文章，我的感觉是有点滑稽：我的天哪！有那么严重吗？我对鲁迅杂文不推崇，主要是因为鲁迅杂文里有很多不面对事情本身、而对人的人格的攻击。在我的杂文里，我是不会做的。这是一点。另一方面，在表现方式上，他有很多尖酸刻薄的、情绪化的、“刺”你一下的表现方式，我觉得不够大气。也就是说，我个人衡量杂文有些标准，而鲁迅杂文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高的。另外，今天我来到广东，使我联想起我心目中景仰的一个写杂文的前辈：梁启超。（或许是因为不少学生只知道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人物，发出惊讶的骚动）我觉得梁启超的文章不得了。有见解，逻辑思维非常清楚，而且有知识作为基础；不但有知识、有理性、有逻辑思维、有锋芒，而且真正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激情。所以，如果允许我表达个人的评价的话，鲁迅不是我个人的范本。至于对我的说法不高兴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就文章谈文章，犯不着闹情绪。白纸黑字的东西，是可以比较的，你不同意就不同意算了。（笑）如果你想要高兴的话，我不是说自己是鲁迅小说这条狗身上的尾巴嘛。”（笑）
问：“请问五四文学和思想启蒙运动有没有影响到台湾现代文学？”
龙应台：“这个问题很好。像我这一代在70年代成长定型的人，可说是直接受到五四文学的影响一路下来的。五四自由主义派的文人如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罗家伦等到了台湾，这条线的传承一路下来。比如说，胡适、殷海光————现在大陆渐渐对他熟悉了--殷门弟子对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着力很多。像我们十几二十岁的启蒙期读的都是这些人的书。从文风来看，至少在文字的运用上，因为没有大的政治波动和扭曲，它从五四以来就是自然发展的。所以说五四的影响对于台湾的文学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提醒，从1987年之后，台湾意识抬头并且成为政治主流，现在开始有另外一个现象了：也就是说，不少台湾的年轻一代作家--我的下一辈作家--认为，五四是你们中国的五四，你们去反思吧，跟我没关系；五四从来没在这里发生过，台湾只有四百年的历史。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分歧。他们这一线的年轻知识分子怎么发展，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至少到我这一代的作家为止，跟五四的文学、思想以及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的传承可说是一路下来的。”
当被问及对于台湾著名杂文家柏杨的看法时，龙应台说：“柏杨是我的老前辈。我自己本身没有受到他的杂文的影响。但我非常尊敬他。我在198３、1984年写《野火集》时，虽然承受非常大的政治压力，但我没有被关起来，书也没有被禁。我把这归结于像柏杨以及50年代创办《自由中国》的雷震等前辈的奋斗。我在1984年批评当政而没有被捕，这是因为像柏杨、雷震他们已经一代一代地付出了代价。我们后来人是踩着他们的肩膀过来的，不能漠视前人来膨胀自己。当然，如果要讲文字风格的话，我想我和柏杨的风格有很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