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样，沦为一种语言的惯性，尤其是站在讲台上教书时，特别恐惧语言的模式化。就像参加丧礼的时候，司仪朗诵奠文，我永远只听得懂前面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及最后的呜呼哀哉，中间完全听不懂，可是那音调多麼跌宕起伏、铿锵有力呀！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能听懂，只是要把它念完。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有机会从概念的语言逃开，检查自己的语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使语言保持在「活水」的状态，语言便不会僵死。
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有人问我：「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开过会时要呼的口号：十二青年守则？」我记得第一条是忠勇为爱国之本，最后一条是有恒为成功之本，中间呢？
几个人东一句西一句还是凑不齐十二条守则，这原本是我们每天要念的东西，因为模式化之后，语言和思想分离了，只剩下声音，而
这些声音无法在生命中产生意义

在禅宗公案中，有许多易懂非懂的对话。例如一个小徒弟可怜兮兮地跟着师父旁边问：「师父，什麼是佛法？」老师父老是卖关子，不肯对小徒弟说。最后师父问他：「吃饭了没有？」
「吃饭了。」
「那就去洗碗。」
这就是公案了。你去翻一下《指月录》，里面都是这样的例子。说的就是如何让语言回到生活、回到更朴实的白话。我们到日本禅宗的寺院会看到「吃茶去」叁个字，这也是白话。常常你问什麼是佛法大义，他就说：「吃茶去」，表面上说的与问的无关，实际上他给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

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诗社，对诗有一种很浪漫的看法，觉得文学就是文学，是一种很唯美、很梦幻的追求。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平日很有耐心的老师，却显得焦虑、不耐烦，他对我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文学不应该那麼自私，文学应该关心更多人的生活，走向社会的边缘，去抨击不正义、不公理的事情。」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去国父纪念馆看廊上的黑白老照片，当我看着那些照片时，我看到了青春。他们大多是二十出头岁，生命就没有「后来」了。虽然有时候生命有「后来」反而是更大的难堪。
我想，青春的美是在於你决定除了青春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了，也不管以后是不是继续活着，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挥霍。

我现在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都是当作诗来读，因为他一直相信人类终有一天会不需要政府，自动自发地去缴税、去建设，不需要他人来管理。我年轻的时候相信他，现在的我则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有阶级，一定会有穷人与富人。
也就是说，当你有一天说出：「哪一个社会没有乞丐？」时，就表示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然而，即使你已过了梦想的年岁，年轻时候的洁癖仍然会跟着你，在某一刹那中出现时，还是会让你寝食难安，让你想问：「是不是已经老了？是不是已经放弃当年的那些梦想？」
如果说年轻时的梦想是百分之百，过了二十五岁以后会开始磨损，也许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七十、五十或是更少，但是孤独感仍在。即使都不跟别人谈了，仍是内心最深最深的心事。

叶子怀孕后离开领袖，她好像发现了原来自己是因为爱上领袖的头发才变成安那其的党人，当她离开后，又开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蕾丝边的袜子，回复到受安那其主义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小可爱女性形态，但她觉得，她还是要回来做自己。
我当时隐约觉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为充分认识自己而产生的自觉，革命会变得非常危险。

暴力美学其实隐藏了一个有趣的角色转换的问题。几年前，美国华盛顿发生恐怖事件，有人持枪在街上扫射，使大家都不敢出门，这是一个暴力事件，所有的媒体都谴责这项暴力。可是当我们注意到行凶者的背景，其实是波斯湾战争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个人有两个角色，当他在伊拉克杀人的时候，他是被鼓励的，他是合法的杀人，他杀得愈残忍，获得的勋章愈多，当他回到自己国家时，他变成不合法的杀人犯，那麼暴力到底是该鼓励还是恐惧？

在鲁迅的小说里，有一些这样的描述，例如阿Q就喜欢看砍头，很长一段时间，他和一般人一样，把砍头当作一场很好看的戏，知道什麼地方砍头，也许平常没有那麼早起，也会早早起床，很快乐地跑去看砍头。如果被砍头的犯人表现得有点窝囊，害怕到尿撒裤子，围观的群众还会笑他，然后说「不要怕！不要怕！」、「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那头砍下来不过是碗大的疤」之类的话，当暴
力被道德合法化后，激发出每个人内心里的暴力意识，反而是最让人恐惧的。

人性对「恶」有更充足的了解，才能有「善」的发扬，所以我一直觉得很遗憾，荀子的性恶论没有继续发展，使得孟子的性善论就像小说里的大学生，变得不切实际。我们一定要知道，性善论和性恶论单独存在时都没有意义，必须让两者互动，引导到思辨、思维，才能对人性有最更深层、更高层次的探讨。

思维孤独..........
我在好多场合里，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家对於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时，我不赞成A也不赞成B，可是当我对赞成A结论的人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下，你得到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对方已经产生敌意，他说：「那你就是赞成B喽。」
因为缺乏沟通的耐心，思辨的过程完全被简化了。

思维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结论吧！任何一种结论，来得太快的时
候，就会变成思维的敌人。

当站在台上授课或是演讲时，有麦克风、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语言就已经具有「暴力性」。所以我会经常检查自己讲话的意识形态，并思考要如何让讲出来的话，不会变成「耶和华的指令」，而让底下的学生或是听众，可以与我一起思辨问题。
这麼做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有些学生反而会觉得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一个问题会得到一个答案。老师直接给答案，是更方便、更简单的做法。

我想，很少会有父母师长鼓励孩子，去跟飙车的人、刺青的人、穿环的人进行对话。我们的思维没有办法进行，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在族群与族群之间，划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不一定是代沟，同年纪不同领域的人也有很远的距离，互相不了解。领域跟领域之间的不能沟通，使得社会没有办法进行思辨。因为思维的起点，就是大家对一件事物有「共识」，即使角度不同，但焦点是在同一件事上，而不是各说各话

学在检视思维，但不是读哲学的人就叫作有思维。我一直觉得，在大学里面读哲学系，可能读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基督教哲学、西洋哲学¨¨这些只能称为读书，不叫哲学。
我们会觉得庄子读了很多前人的哲学吗？好像不是。他只是在思考到底是爬在泥土里的乌龟比较快乐，还是被抓起来杀掉后，装在黄金制成的盒子里，摆在皇宫里供着的乌龟比较快乐？我觉得这才是哲学。
哲学是面对现象的思考。如果你读很多庄子的寓言故事，却不能分析你当前的现象，我不觉得这是哲学。希腊所谓的philosophy，哲学，是「爱智」的意思。热爱智慧、热爱思辨叫作哲学，如果你只是读别人讲过的东西，本身没有思辨，只是继承或模仿别人的想法，就不能称之为哲学。
因为，哲学的起点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