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坞壁的产生及其基本特点
　　秦汉时代，乡、亭、里既是政府的基层行政组织，也是人民的生产生活单位，其外有城栅，内部设有公署监狱，置吏管理户籍课役，开闭扫除，逐捕盗贼等事。城内聚居与行政单位相统一，是其重要特点、对此，清代学者早有所论，当无疑义。[1]
　　动乱时代，乡亭里成为掳掠财富与人口的目标，常遭兵燹。所以，城内百姓便在乡里大族率领下，逃往山林陂泽，聚众凭险自卫，从而形成“坞壁”。王莽末期，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2]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3]第五伦聚众，“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4]由此可知，坞壁早在王莽时代就已出现，此后，每逢大的战乱均可见到，如曹操部将李典和许褚原来都是坞壁主。这是坞壁出现的时代特点。
　　坞壁的分布范围极广，并不限于中原或汉族地区。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5]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6]“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寺塔”。[7]坞壁泛滥，莫过于五胡十六国时代。那些互不统属的民族，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在如雨的铁蹄下，中原传统社会组织随着一个个城邑的陷落而分崩离析，失去任何保护的汉人几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纷纷逃离成为战场的乡里，辗转流徙于各地。他们在西晋残余将官或乡里豪强的统率下，结成一个个独立的组织，各自为战，力求自保。“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8]，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中国各地，这是坞壁在地域上广泛分布的特点。
　　坞壁既是为逃避战乱而建，故大多设立于远离城邑的山林川泽地带。例如，洛水流经的檀山，“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一合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固。”此外，如云中坞、合水坞等坞名所示，[9]坞壁一般建在易守难攻之地。《资治通鉴》“永嘉四年七月”条，胡三省注释坞壁道：“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后汉书·刘玄传》“离乡聚”之李贤注也说：“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以及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的事例所见，[10]坞壁乃是从国家地方行政组织脱落出来的宗族流民自治组织，从秦汉的乡亭里到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实为动乱年代社会基层组织的一大演变。

春秋战国的封建是一种显性的“外封建”，而中古的门阀则属于一种隐性的“内封建”。国家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外在下，存在着强大的乡党势力和地方凝聚力，这一个个小共同体代表了中古社会基层蕴含的强大能量，所以能够与中央政府叫板这么久。随着三长制开头的隋唐户籍制度的推行，共同体被一步步瓦解，于是强大的地方势力失去了它们昔日的荣光。
一方面是这种地方基层组织瓦解进程的推进，一方面是科举制的逐步发展，中央在一步步地挤压门阀和豪强的生存空间。
当门阀生存的土壤已不复存在，门阀就只能消亡了。门阀消亡的原因太多，作为中古社会的真正主导者，值得我们为它唱一曲挽歌。
钱老说，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变得平铺化，民间再也没有了强大的反抗力量，估计就是这个意思。
这估计也是为什么永嘉之乱后十六国政权大体都举步维艰，而元、清却可以一举推平中原政权而没有激起太大的反抗的原因，如元清这般顺利地统一全国，这放在中古是完全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