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要谈谈李鸿章。我们熟知李鸿章，更多的是由于他代表中国政府，于甲午战争之后的1895年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和1901年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从而有了“卖国贼”的形象。但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外交官背后没有祖国强大的实力，就算再能言善辩又有何用？签订这两个条约原罪不在李鸿章，而在当权的慈禧太后和腐朽的封建制度。而李鸿章在历史上的功绩却不可谓不丰。除了开办近代工业之外，最重要的便是修筑铁路了。
实际上，李鸿章对修筑铁路很感兴趣，早在1874年上奏清廷的《筹议海防折》中，他就认为“南北洋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则必须要有“火车铁路”的主张。刘铭传上奏清政府后，李鸿章为表支持，在当年年底上了一道很长的奏章，从国计民生、军务、漕务、赈务、通讯、交通等方面说明修铁路的好处，驳斥了反对修筑铁路的顽固派的意见，同时扼要公布了他的筑路计划：“查中国要道，南路宜修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二条，宜由京师东通奉天，西通甘肃。诚得此四路以为根本，……从此由干达枝，纵横交错，不患铁路之不振兴。”在这一规划中，从北京至甘肃的铁路经河北保定、正定，山西太原、临汾，陕西潼关、西安至甘肃兰州，太原至潼关段为同蒲铁路南段之始。这也表明同蒲铁路的南段从一开始就被认定是国家级大干线。然而，当权的慈禧太后昏庸愚昧，对修筑铁路的意见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当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了修筑铁路的意见，并给出了较为具体的路网规划方案。较有影响力的是薛福成，他在1878年写下《创开中国铁路议》。在文中，薛福成根据“渐推渐广、渐续渐远”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全国铁路网规划。即“自京师而西可为路以达太原；南可为路以达汴梁；东南可为路以达清江浦。由太原而西可接而达于西安、于兰州、于蜀、滇、黔；汴梁而南可接而达于汉口、于长沙、于桂林；清江浦而南可接而达于苏皖、于江西、于浙闽广，由是再极于四周，错综交互，无远弗届。如是而不联遐僻于呼吸，变贫弱与富强者，未之有也。”由此形成了以政治经济中心北京为始点，向西可达太原、西安、兰州；向南可达开封，继而还可以延伸至汉口、长沙、桂林；东南可达淮安，进入江苏、安徽、江西，进而至浙江、福建、广东等省。这一规划将同蒲铁路南段再次列为“四大干线”中京兰铁路干线的一段，规划已经比较完备，为后来的铁路规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是，在中国修建铁路已是势不可挡。事实上，刘铭传的上书距离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的诞生仅有1年的时间。
说到唐胥铁路就必须要提及开滦煤矿。1874年至187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事务大臣李鸿章先后派人到直隶磁州和湖北兴国勘探矿藏。1876年11月，他又派唐廷枢到唐山开平一带勘察，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煤，于是首先开办煤矿。
1878年8月，唐廷枢招股组织的“开平煤矿公司”正式开办，结果“未出数月，出煤极旺”。这些煤主要供应北洋海军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所需。但由于骡马大车运输运价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为降低运输成本，把煤从矿区运到最近的海口装船运出，唐廷枢在1879年禀请李鸿章准许矿务局修筑唐山到北塘河口的运煤铁路。清政府也深知中国的机械船只以煤为命，所以很快就批准开平煤矿公司自修铁路。谁知正在筹办之时，守旧的王公大臣群起反对，清政府收回成命，筑路计划再次流产。
铁路不让修，开平煤矿公司只好开掘运河运煤。可是运河只能挖到胥各庄，因为胥各庄到矿区地势高陡，河水上不去。煤矿公司再次请修铁路，这次奏明只修煤矿到胥各庄之间的一小段，并特别声明路成之后用骡马拖拉，清政府才批准了这个奏请。
要修筑铁路，首先要确定轨距。开平煤矿公司工程师，英国人金达认为这条矿山铁路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铁路系统中的一段，于是力主采用4英尺8英寸半（1.435米）的标准轨距。铁路于1881年6月9日正式动工兴建，11月工程告竣。由于这段铁路用骡马牵引货车，所以被世人称为“马车铁路”。其后煤矿产量增大，骡马牵引不能满足需求，清政府终于同意采用蒸汽机车牵引。
1886年，开平铁路公司成立，成为中国自办的第一个铁路公司。它收买唐胥铁路后开始向南北两个方向展筑，并独立经营铁路业务。1887年，唐胥铁路展筑至芦台，1888年8月展筑至天津。
当铁路修筑到天津后，李鸿章决定趁热打铁，将铁路继续向西延伸，沿北运河修建天津至北京东郊通州的津通铁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这一建议又遭顽固派官僚群起反对，修筑铁路的争议再起。此次争议主要讨论在中国什么地方修筑铁路、首先修筑哪条铁路的问题。参加讨论的主要有四种人：第一种是主张建津通者，主要有李鸿章、刘铭传和以光绪生父奕譞为首的海军衙门；第二种是反对津通并提出具体规划者，主要有翁同酥、黄彭年、屠仁守、张之洞等；另外还有一些人，既反对修津通又反对在中国修铁路；还有反对修津通但无规划的。
这其中，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他在奏折中首先指出修建铁路对中国的巨大意义，驳斥了反对修筑铁路的主张，接着他又奏请缓建津通铁路，改修“无虑引敌”的芦汉铁路，北起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南至汉口玉带门。张之洞的奏折合情合理，慈禧太后又深恐李鸿章北洋势力太大，欲以张之洞牵制之，遂采纳张之洞的建议，于1889年5月下诏斥责顽固官僚“偏执成见，不达时务”，宣布铁路为“自强要策”，应当“毅然兴办”，统筹全局，“次第推行”。至此，清政府才开始转变其顽固反对修建铁路的态度。
但是，由于中国积贫积弱，加之朝中仍有反对修筑铁路的声音，铁路建设速度仍然很慢，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除了将（天）津唐（山）铁路延长到山海关外的绥中中后所，另修筑了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台湾铁路和大冶煤矿到长江边港口的大冶铁路外，并无大的进展，全国铁路里程仅有400多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