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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的战败为国民党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有些评论家是这样认为的。国民政府突然发现，它能够在包含这个国家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包括“zyzg”在内——重新建立统治了。《大公报》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敦促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日本的投降，在人民心中重新树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大公报》提出警告，“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让光复区的人民丧失对政府的信心。”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报纸，与国民党“政学系”有密切联系。

《新华日报》质问道，为什么像伪上海市长周佛海这样的汉奸以及南京的伪军总司令可以发布本来应该由重庆发布的命令？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5日和10月3日。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解放了……冈村宁次仍然在外交部大楼里办公。日本宪兵还驻留在前司法院的楼房里。到处都有日本哨兵站岗，他们受命维持和平和保护日侨……”
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30日

直到9月4日，南京的报纸仍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傀儡政权贴出的海报和标语，其中最常见的是“和平救国”的口号。
重庆《世界日报》，1945年9月9日。

“当普通民众看到以前欺负和压迫他们的人还和从前一样，仍然执掌大权时，他们只会感到愤怒。”
重庆《大公晚报》，1945年9月12日

国民党的直接败因就是军队组织焕散

“在南京和上海，政府只用了短短20来天就失去了民心。”
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
（五子登科）

10月26日，蒋介石给新任上海市长钱大钧发了一封电报，以下是该电报的部分内容：
　　余经可靠渠道获悉，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军机关名义，强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传闻的沪、平情状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员自觉其行止否。汝有何相关见闻？于光复地区腐化至此等程度而无丝毫自重，在当地民众而言，无异耻辱，亦是对我捐躯疆场英烈之不敬。余闻此情，为之痛心疾首，亦感愧赧……汝悉电即可着令所部严禁嫖赌，并关闭一切假借各机关名义设立之公署。一切敲诈勒索或非法侵占民宅案件，盖须一则由市府当局严办，二则俱报本人。不得有任何徇私袒护罪犯情况发生。
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2日。
　　然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当局，都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管怎样，在11月初，当蒋发布这些命令时，大部分伤害已经造成了。《新民报》指出，公众感激总统对政府官员的警告。但该报接着猜测：几句公正的话就能赢得民众如此的感激，如果委员长的命令能得到有效执行，光复区人民会给予他怎样坚定的支持啊。“不幸的是”，文章总结道，“委员长下属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他本人的努力。整个国家的事务不能依靠委员长一个人的善意解决。”
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7日。

　考虑到东北地区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政府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接收人员在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就更加严重了。1946年初，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引述了东北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宁孟岩的观点，宁孟岩认为，接收官员忽视当地居民感受和需求是政府在东北地区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重庆《民主报》，1946年2月17日。
日本投降几乎两年之后，国民党在奉天（沈阳）的报纸才开始讨论中央政府为什么会失去民心，并对政府派往东北地区的接收官员的“奇特行为”感到遗憾。这份报纸呼吁政府立刻撤职查处所有仍然占据要职的腐败官员。沈阳《东北前锋日报》，1947年7月31日和8月23日。

尽管苏联搬走了东北的大部分工业设备，但仍有许多机器留了下来。《大公报》报道，抚顺煤矿80％的机器没有被损坏，鞍山昭和钢铁厂剩下的机器能每月生产2部火车头和100根铁轨。炼钢设备也是完好的。锦西地区的工业设备被保留下来。辽阳纺织厂的一部分机器仍然是可以使用的。虽然大部分火力发电机被苏联人运走了，但水力发电机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人撤走后，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仍是相当可观的。
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3日。
苏联从中国东北撤出，见《中国白皮书》，第596—604页。
苏联军队刚一离开，国民党官员就立刻声称他们拥有这些“赃物”的所有权。
高超：《泪眼看东北》（奉天快讯），载《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7页。
《和平日报》沈阳版在报道当局对敌伪工业资产的处理时指出：“一些取得工厂所有权的人并没有让工厂重新开始生产，而是拆除厂里的机器设备，把它们当废铁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