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思想，其“善治”的内容则表现得更为科学和与时俱进。兼爱——坚持爱无差等，追求社会大同；非攻——反对侵略战争，倡导天下和平与社会和谐；尚贤——主张贤者治国，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尚同——坚持政令统一，令行禁止，主张建立核心价值观；节用、节葬——摈弃陋习，建设节约型社会。墨子思想集中反映了社会大众的理想和追求，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理所当然会成为显学，但这种平民思想在封建时代决不会被王侯将相所采纳，这也是墨学在汉代以后日渐式微的原因。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时代，墨学将会迎来两千多年以后的再次复兴，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善国模式的历史意义
　　考察过滕国故城的学者都知道，滕国故城至今依然矗立着一座保护完好的文公台。虽然今天的文公台已经过历代重修，但滕国故城的古城墙和文公台的台基足以能证明：文公台即为古滕国遗迹。也有的学者说文公台是滕王阁的雏形，筑土为台，台上建阁，这种理解也有其道理。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文公台的前方左右各有一方水塘，这两方水塘即是传说中的“灵沼”。
　　关于灵台与灵沼，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引用《诗经》记载的周文王为国祈福以民力建造灵台、灵沼的故事。“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you又），麀（yōu母鹿）鹿攸伏，麀鹿濯濯（zhuózhuó，光明、肥美之意），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ｒèｎ满）鱼跃。”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文王开始筹建灵台的时候，先让人测量和设计，然后百姓齐来建造，不日就竣工。在建设过程中，根本不用督促，百姓都是主动来做工。竣工之后，文王来灵台与灵沼，看到母鹿肥美，鹤翔鱼跃，百姓欢歌……一幅多么美好的君王善治，与民同乐图啊！在这个故事中，《诗经》以优美的文笔描写灵台、灵沼建好之后，周文王受万民拥戴的场景。由此而断，文公台即是滕文公依照孟子之言效仿周文王建造的灵台。

关于“善治”，有的学者提出“善治”是西方语境，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善治”一词的发源在中国。这个词汇的发明专利属于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老子在他的《道德经》第八章中有对“善”和“善治”的最经典解释：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在这里，老子把“善”的含义分为“七善”，用水的状态和特性来说明“善”，意思是说，人达到了上善的境界，就会像水一样不再受形体的拘束，水泽被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这就是上善，也就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善治”这个词汇的最早出现。
　　《史记》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见到老子之后，他是这样对弟子评价老子的：“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eng音增，箭也）。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件事情足见孔子对老子的崇敬与佩服。

对于老子思想，孔子多有继承。尤其是老子关于的“善”的思想。孔子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治国”，“齐家”，“修身”等思想。
　　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善”即“譱”是“羊、廿、口”，表示很多羊。“羊”在古代与“祥”相通，羊者祥也，美善二字皆从羊，羊多则善，羊大则美。所以，墨子说：务善则美，有过则谏。“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墨子》尚贤中），在墨子的理论中，他认为美与善是一致的，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由此，我们可以说，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吉祥，拥有了美好。
　　

墨子的政治思想
墨子（约前480-前400年），是春秋末战国初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平民出身，精通手工技艺。曾经从师于儒者，后对儒家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弃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家作为和先秦儒家分庭抗礼的“显学”，当时有“非儒即墨”之谓。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墨家具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墨子思想十项主张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

墨子的政治哲学是天志观，天志是最高的政治秩序的主宰者。墨子认为天下人之知小不知大，只知不得罪家长、君子，不知不能得罪于天，“故墨子置立天志以为仪法，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轮人以规，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圆之别矣”。他还认为天志是衡量天下人善恶的标准：“顺天意而得赏；反天意而得罚”、“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顺天志的同时，要“明鬼”，墨子认为鬼神能扬善惩恶：“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墨子的“尚同一义”思想，集中体现为他的政治主张。墨子认为天下之乱在于人的“异义”，引起人们“交相非”、“别相恶”所以需要一同天下之义，以及从事于 一同天下之义的人即天子。建立一整套国家行政体系，天子确立后，由于能力有限，又选择贤能者为三公；三公以其智力不足以辅佐天子，于是又分万国；诸侯又选 贤者为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官，帮助诸侯，“一同其国之义”。行政体系建立后，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最后统一于天子。

墨 子的兼爱说很有特色，也是体现他政治思想的一个内侧面。他认为人类的种种罪恶都是由于自私自利，只有改变自私自利的人心，才能消灭人类的罪恶。如何改变？ “兼以易别”，即兼爱：“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 ……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
墨子也批判了当世种种不兼爱的现象：“子 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 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 爱。……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而墨子提倡的是：“藉 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 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墨 子的兼爱说及与儒家仁爱是有差异的。墨子以“兼”与“别”相对，儒家被其称为“别士”。儒家主张“以己度人”，因爱自己推而爱他人。“己”与“他”之间是 有差别的。墨子认为这种差别观念是人间罪恶的根源。当自己与他人有利益冲突时，则他人就成为我的牺牲品。故墨家认为儒家的仁爱是不彻底的，而墨家要强调的 是无差别的平等之爱，即“兼爱”。兼爱是墨家最重要的思想，认为人类的罪恶源自人的自私自利，故必须“以兼易别”来改变，墨家批判了儒家有差等的爱，墨家 兼爱立意极高但不切实际，“非攻”思想也由兼爱引申而来。
与兼爱说相对应的，墨子提倡“交相利”。他认为交 相利的起点是要保证每人的“生利”（生存的权利），即“衣食者，人之生利也”，“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是人民的三大巨患。他认为珍惜财物是交相利的基础，即“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为什么要求良宰良工 呢？墨子说了是“恐其败财也”。交相利还要从实际效用出发，用财、用物都应获得实际利益，收效应超过支出，即“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 者，圣王弗为。”交相利还表现在上下调和，墨子主张上下、贵贱、君臣、国与国、父子、兄弟之间都要“调和”。“调和”才能使人平安无事，各得其所。儒家认 为义利不相容，而墨子认为：“义，利也”，墨子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全人类的利益。

墨子还主张“节用节葬”。 墨 子讲节用，并不简单地讲节省开支、反对浪费等消费问题，还包括开辟财源、增加生产等问题，他把生产作为消费的前提来考虑。墨子非常重视生产劳动，他认为人 与禽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依靠劳动而生存，“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统治者治政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增加物质财富。物质财富增加了，还应节用。节用的 原则是，首先要满足人们生活的最低要求，逾此则为奢侈。当时贵族普遍实行厚葬，以显示贵贱有等，墨子本着从俭求富的思想，主张节葬。

顺天意者才是仁政
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和数百弟子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使命，在乱世中为拯救民生孜孜奋斗。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别相恶，交相贼”。他认为要达到“富且贵”的目的，一定要“顺天意”，而 “顺天意”就是实行“义政”。在《墨子·天志》中，墨子提出了这个观点：
　　故欲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顺从天意，是实行以义服人的管治理念；违反天意，是以暴力实行统治。然而怎样才能实行义政 呢？墨子说：“大国不攻打小国，大家族不夺取小家族的利益，强者不欺凌弱者，贵者不轻视贱者，智者不欺负愚者。这样的话必定上利于天，中利于神灵，下利于 人。做对天、神灵和人都有利的事，就会无所不利。实行力政则恰好与此相反，所有语言行为都与实行义政背道而驰。这样的话必定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神灵，下 不利于人。做对天、神灵和人都不利的事，根本就无利可言。”

没人，自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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