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走向王维，我不敢说是迫于文化使命感的驱使，实在是因为“不平则鸣”的冲动和侠勇。
因为庸俗社会学的狭隘观，导致了学术上对王维的偏见，也导致了古典文学研究上的失误和失衡。
换言之，我是在王维尚未真正获得公正礼遇的时候走向王维的。我所作的一切工作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还原历史，让王维恢复王维应有的高度。
我在走向王维，也就是在走向盛唐。王维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属于全盛的开元天宝，他是那个时代的馈赠，他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气象。王维有“天下文宗”的地位，他在他的那个时代，受到了最为崇高的礼遇和推崇。即便是在李白、杜甫的光辉掩盖了王维的时候，我也宁可相信：王维是盛唐之正音。
然而，走向王维，越是纵深走向的时候，我的自信力也越是不足。在博大恍恍的王维面前，我竟是那样的贫乏和苍白！形容这样的状态，我曾在散文诗中这样写道：
不知自何处来，也不知往何处去。
不知怎的行来，也不知怎的行去。
有路亦无路；无路亦有路；目前无路，又到处是路。
面对王维这个博大而浑灏的生命美学文本，我适才深切感到，解读王维而形成对话是多么的不容易。王维研究，那是需要文学、历史乃至哲学与其它诸多门类的知识共同参与的智识与情感的活动。
在走向王维的迷茫的时候，我不时想起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在《美学与哲学》里这样阐释自由境界说：“梵高画的椅子并不是向我叙述椅子的故事，而是把梵高的世界交付予我：……因为这个世界对我来说首先不完全是一个知识的对象，而是一个令人赞叹和感激的对象。”我们在走近王维这个具体的审美对象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其诗歌文本的语言层面，而瞩目和到达此在之外的审美的自由世界。
王维诗歌之本身就是一个感性的审美存在，一个内蕴几乎无法穷尽的文本，一个与宇宙息息相通而鲜活饱满的生命样态。在读解王维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到非常需要有审美的激情、悟性和灵视的积极介入。我努力以审美的体验而进入诗的文本以达到与诗中性情沟通的生命状态，进入诗人生命遇合山水和天地之精神的超然世界，接通诗人的情感脉搏。因此，既然用美学的视域来看待王维这个对象世界，我以为，也许还是诗性的批评比较可靠，也就是这种研究，主要不是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实证来实现，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对象的存在“复活”，以理性和人性之光以烛照，尽最大可能地与对象拉近距离，进入对象个体的心理深处，在思辩的过程中体验盛唐精神的鲜活性，体验王维生命的诗意存在，以感性的描述呈现理性的感悟，而以理性的思考介入感性的体验。
比较而言，我更推崇主观性的参与，自由精神和创造活力的充分释放。我把研究视为一种生命的方式，而充分体现人性的自觉，以对现实和对人自身关怀的情感介入，注重审美主体的心灵烛照，以显现新建空间的时代面影。
我的王维研究，始终以王维为轴心，辐射发散，交叉整合，进行多维的、动态的研究。考察其诗风形成的过程及诸多因素，考察其山水诗不同于众而艺高于众的诗美形态，考察其山水诗美学精神对中国艺术趣味形成的深刻影响。我特别注重发掘王维的人性真实，对王维的生存智慧、时间意识、悲剧情结、负罪意识、忏悔精神等进行专题性的整体研究，重在对其人格禀性、风度气质、精神意志的研究。我力图使研究成为一种比较性的照应，成为一种动态性的交织，综合性研究与个别性研究形成逻辑纠缠和意念整合，自然浑成一体，让王维璀璨出多棱的辉光。
研究的目的就是研究的本身，我们在成为美的消费者的同时，也就成为了美的发扬者和创造者。审美读解，就是超越文本的诗意理解，其实也就是为对象的重新命名。我以为，王维是明显区别于李杜的一种模式，我在2004年的《深圳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里提出了“王维模式”的理念，并多方位地阐释了此模式的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