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科学精神。。

刘璐与民科比较

特征二：受到大跃进、“大快干”的精神鼓舞
在许多科普文章、科学家传记中，对科学活动的描述非常肤浅、粗糙。无非有两大法宝：一是“铁杵成针”，居里夫人支起一口大锅熬沥青，熬啊熬啊就熬出了镭；陈景润埋头演算了几麻袋草稿，就证明了一加二。二是“灵机一动”，牛顿在树下被苹果砸中脑袋，就发现了万有引力；瓦特烧水时看见壶盖在跳动，就造出了蒸汽机。类似这样的描述还有很多，导致民科们相信，科学就来自“铁杵成针”加上“灵机一动”，至于自身的条件和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因素，基本可以忽略。
经历过全民大炼钢的许多人都受到过大跃进思维的影响，因此这些过分夸张的科普文章非常合他们的胃口，也给了他们动力。

特征三：极富理想主义情怀，又有功利主义色彩
1978年1月，《人民文学》率先刊载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名篇《哥德巴赫猜想》，30年来，人们对这篇文章所涉及的科学家形象，以及对与此有关的“民间科学家”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篇报告文学笔触优美、极富煽动性，但是缺乏一些科学的严谨。很多青年在看完了文章之后都被打动，决心要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献身科学。这是因为，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有远大理想，为人类造福为祖国争光，为了这个理想可以放弃物质生活，甚至付出生命。（参考：杨慧：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与“民科” ，《科普研究》，2008年第5期，第57-62页）
但是同时，许多人其实又充满功利色彩。他们热衷于靠着自己的民科成就得到瞩目，热衷于上各种“世界名人辞典”，甚至为自己登报做广告。
民科的执着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但如果影响他人就应该三思
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追求理想是非常值得钦佩的。而民科反对的官科学术腐败问题自然应该深究。不过，许多报道中都提到一些民科致力于研究，不事生产不说，反而需要家人去供养自己的科学事业。另外，一些民科的实验也可能影响到周围人的安全。这些当然是不可取的。还有一些民科则有诈骗之嫌，比如号称发明了“水变成油”的方法而疯狂敛财，这类就更应该禁止。

如今大部分高校的中坚力量和实权者其实和大部分民科都生于同一个时代。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算起，中国的学界产生了长达20年的断代。而如今掌握着学术资源的基本就是恢复高考后头三年参加高考的“新三届”们。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被时代赋予了“民科思维”，并且这样的思维阻碍了今天的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早年的社会经验让他们往往很贪恋权力和资源，而在学术上他们的根基也不是那么牢靠。早年在底层的混迹虽然使他们具有了很强的处理俗务的运作能力，但他们常常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学术俗务化。同时，他们的“大跃进”思维也体现在迷信核心刊物，喜欢去做各种大项目上。常常被诟病的学术体制具体起来就是他们所组成的。（参考：应星：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文史纵横》，2009年第四期）
倘若导师自己都缺乏科学精神，又如何去带好学生呢？这样体制下很难培养出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才。科普记者方玄昌曾经讲过，一位中科大少年班的数学博士一度看了网络上一位“山西老农”的发言后对能够根据地震云预测地震深信不疑。对于一种“超科学”的理论，起码的质疑精神是一个博士应该具备的。
其实，中国的数学尖子并不是自身欠缺什么，而是缺少机会，缺少一流数学家熏陶和指导。要成为一流的大师，一般情况下就要跟国际一流的导师去做。其它学科也同理。可是他们的导师们却往往不是真正的导师，而更喜欢“老板”的角色，让学生成自己的免费劳动力。
因此，中国的学术界，体制有问题，而在关键的“人”上，更有问题。…[详细]
刘路身上最为可贵的是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不管民科还是官科都缺乏
竺可桢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近30年来所提倡的科学救国，只看重西方科学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却忽略了培养科学成果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应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真正阻碍中国科学精神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至上和实用思维。”这段77年前的话在今天也是成立的。不管是民科也好，还是中国的大学也罢，都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
伦理至上和功利主义让学界的论资排辈现象严重，让学术往往屈从与权威和权贵，独立性尽失。
刘路论证猜想源于自己对数学的热爱，思想自由、不受束缚，同时，刘路具备理性与实证精神。所以，在刘路身上，体现着中国学术界的希望。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科学家，但是大多数人都能学习科学精神。刘路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民科还是官科，很多号称搞科学的，其实都缺乏这最基本的科学精神。当然，这也是时代的糟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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