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蒙古族的生态环境保护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 蒙元以前蒙古先民在萨满教的氛围中通过对“阿密”(生命) 概念的确认和“天父地母”意识的形成, 产生了原始的生态环境意识。到蒙元时期, 由于蒙古帝国的建立、四季轮牧方式的采用、大汗分封制下草场制度管理体系的形成, 蒙古族的原始生态意识逐步向大生态观和生态化的实践观的方向发展演化, 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步成为古代蒙古人的约定俗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更为重要的是自蒙元时代开始直至清代的历代蒙古族统治者, 他们在继承古代蒙古族“约孙” (习惯法) 的基础上, 不断的对其增补和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进一步的扩充, 使环境保护的措施更加具体化、习俗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例如自蒙元至清相继颁布了《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咯七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咯吉如姆》、《阿拉善蒙古律则》等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典, 基本确立了符合自己文化、习俗传统的法律体系。它使得古代蒙古族的环境保护意识更加社会化、法制化, 为古代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屏障和可靠的保障。


      整体而言, 古代蒙古族生态环境保护, 主要以立法、习俗、道德、宗教等形式, 融于蒙古族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之中, 事实上使这种生态环保思想意识习化、道德化、法制化。在宗教的作用下, 这些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变成了古代蒙古族人的自觉行动。它保障了蒙古族游牧文明的世代繁衍与传承。概括起来古代蒙古族朴素的生态环保思想意识主要体现在: 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平衡的发展观、对动植物有恻隐之心的伦理道德观、认为自然资源或自然要素是无价之宝的价值观等方面。本文在下面将对这些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古代蒙古族的人与自然协调平衡的发展观


      现代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自工业文明以来所推行的片面的经济增长观对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所致。这种增长观大多倾向于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规模上的扩张而不是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这种机械的、单一的发展标准歪曲了发展的真正内涵, 促使环境问题恶性膨胀。这种发展观违背了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平衡发展的原则, 因而是一种不正确的自然观和人地关系观。古代蒙古族人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环境平衡协调的发展观, 其实质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的一种发展观。例如: 草场资源和水资源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来说是其生死悠关的最重要的两种资源, 古代蒙古人为了处理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平衡, 采取了倒场放牧的游牧生产措施。在这种措施里面每个牧户都有自己的夏营盘和冬营盘, 一般在五月份左右迁往夏营盘, 十一月份前后再迁回冬营盘。在无灾之年倒场的范围基本上是稳定的, 即使这样在此期间, 还要移营8 ———10 次多者20 ———40 次不等, 移营的频率和距离完全视植被状况而定。比如, 19 世纪末的喀尔喀牧民移营的距离一般在50 ———60 公里之间; 而20 世纪50 年代内蒙古阿拉善牧民迁移的距离是10 ———15 公里, 最远不超过30 公里。[1 ] (P539) 这种倒场放牧措施一方面既可保障畜牧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同时也保障草场的生态环境的质量, 避免了优质草种的退化和草场的盐碱化或沙漠化, 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平衡的发展观。水资源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又一重要自然资源, 古代蒙古人在对水资源的利用开发上非常注重对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水在古代蒙古人心目中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 污染水源就是对水神的亵渎, 所以在生活习俗中规定了不许向水中投掷脏物, 月经期、坐月子的女子不能靠近水井。甚至在习惯法中还规定“禁止向水中溺尿”[2 ] (P128) 、“春夏两季人们不可以白昼入水, 或者在河中洗手, 或者用

金银器皿汲水”。[3 ] (P129) 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节约水资源不使浪费, 这充分反映了古代蒙古牧民对水的珍惜和爱护。在珍惜和爱护地表水资源的同时古代蒙古族也合理的开发地下水源, 以缓解地表水源的不足与制约, 拓宽游牧生产的领域。蒙元初年, 蒙古族已普遍使用打井技术。当时的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对地下水源的开发, 如, 窝阔台汗曾颁布旨令: “川勒地面先因无水, 止有野兽无人住, 如今要散开百姓住坐, 可教察乃、畏兀儿台两个去踏验, 中做营盘的地方, 教穿井者。”到了元代, 由政府组织人力在漠北干旱地区凿井已成为扶持牧业经济发展的既定政策。也正是这项政策使古代蒙古族传统游牧业局部改变的对自然力完全依赖的状况, 拓宽了蒙古族的游牧空间, 缓解了原有草场资源所承受的外部压力。使得当时草场资源能保障其系统的物质的流动、能量的循环、信息的传递渠道畅通, 对保持良好草原生态环境创造了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