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的铁腕镇压，完成了剃发易服的誓言。然而，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满清王朝的在全国统治刚刚确立之时，尽管全国老百姓都被迫剃发、换装，但残存的反抗、抵触意识并没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际，有人还是看不惯满式衣冠，他们鄙薄地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同时感叹明朝“衣冠文物”。乾隆中，江西抚州金溪县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抒发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被乾隆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为打击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拿他开刀，以儆其余“将其处斩，书版销毁”。

在满清，“汉服”是政治高压下的过滤词，同属于文字狱性质的政治问题。《研堂见闻杂录》：“功令严勅，方巾（汉服一种帽子）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从符号学来看，清朝统治者通过禁绝“汉服”的所指，来抹杀“汉服”的能指。形式层面的消亡最终导致意义层面的断缺。从语言学来看，“汉服”有其语形无其语义，“衣冠”、“唐装”、“华服”等词汇也失去了实质性的依托成为虚假概念。

由这些也可知道，汉装虽然消失在汉人的生活中，但是满装发饰并没有马上就完全被汉人所接受，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认可。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这种隐藏在人民意识正是汉服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但满清标榜满汉一体的衣冠发式，正不断地麻痹着广大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汉人的神经。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完全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有这种意识的人也越来越少。当因剃头令的杀戮逐渐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汉族士人一批批赶往科举考场再派往四处为官之时，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一幕幕人间“悲”、“喜”剧还在继续上演。

清初的北京居民见到身着汉式衣冠的朝鲜使臣，还痛哭涕泣，到清中叶，再见到同样的衣冠，反觉惊讶，认为自己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才是“华夏正宗”。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鲁迅先生回忆说：
“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为什么汉族服饰中的女装，最终还是彻底的从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们知道，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以华夏（汉后又称汉民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的装饰体系。”换句话说，汉族服饰并非只是一类服饰简单加和，而是具有汉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的有机体系。汉民族的文化的肢体是传统的礼法制度、文学艺术、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内核，或者说灵魂，就是对华夏民族的认同。“认同”是一种情感，也是一个方向，她指引着一切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脱离它们本来的归属中心。“民族认同感”则指向着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标志着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整体性、向心性、差异性）。“认同”是汉（华夏）文化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的命脉，始终贯穿着华夏民族文明的发展，她使华夏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更是使华夏文明在与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会丧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说，没有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华夏文明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健康的发展。

灵魂失去的同时，便是躯体腐烂的开始----清朝汉女着装的满化，实是满清统治者对华夏文化的破坏和对汉族精神扼杀的具体体现之一。

注一：十从十不从内容：
1。“男从女不从”：男子剃头梳辫子，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还因此保留了三寸金莲的陋习，甚至使旗人女子也纷纷效仿，以此为美。
2。 “生从死不从”：这条即“生降死不降”。说的是人活着时穿满人服饰，死了则穿明朝服装，所以人死入殓，还是用明朝的服装。
3。 “阳从阴不从”： 既然“生从死不从”，那么阴世的事，象做佛事超度等，都仍按汉族传统佛道教习俗办理，不从旗人习俗，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4。 “官从隶不从”：做官老爷的，吃皇粮办公事，观瞻所系，自然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旧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就是“官从隶不从”。
5。“老从少不从”：孩子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但一旦长成，还是要按旗人的规矩办。
6。 “儒从而释道不从”：这跟“在家人降，出家人不降”意思一样。在家人必须改穿旗人的服装，并剃发留辫。出家人不变，仍可穿明朝服装，因此和尚僧人至今仍保持着明朝的服装。现在明朝服饰变成僧人的制服，只有“出家人”才穿了。
7。 “*从而优伶不从”：**从，唱戏演员不从。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不穿前朝的服饰怎么演？废话一句。
8。 “仕宦从婚姻不从”：这条可参照“男降女不降”。汉族男子投降，女子不投降，这也是指服饰。比如男女婚嫁，新郎穿的是旗人的礼服，女子则依旧穿明朝的礼服，即所谓的“凤冠霞帔”。
9。“国号从官号不从”：改朝换代了，国号大清，叫大明当然不行。但官号就不必再另起炉灶，照抄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省却许多麻烦;
10。“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满人有满人的语言文字，跟汉语言当然不同。满清入定中原后，满语被定为国语，同时也使用了各个的民族语言文字，后来具有许多优点的汉语终于战胜了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连旗人也不得不用起汉文，说起汉语了，使得汉语反而更象国语了。

注二：汉服与满装在外观上的区别
满装的工艺，虽然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汉族文化，但是满族服饰也有着他自身的风格特征，能够明显得区别于汉族传统服饰，在此本书从五个方面来讲述汉服与满装在外观的区别。

线型第一：
汉服满装同样都是采用平面剪裁，但是，汉服用料，远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在裁剪之时，看上去虽然是平面直线的，但是穿在人的身上，配合以束腰等手段，就会随着人体的结构，呈现出不同的曲线，无论从正面、侧面、背面，都十分优美动人，和环境共同成为灵动的艺术品。有人说“中国人做衣服不看侧面。”这实际是十分不了解中国服饰片面观点的。汉服不仅重视人体的各个侧面的线型，而且还注重人与环境对服饰的影响。如果说西服是三维的艺术，那么汉服至少是四维（加人体结构和动作）甚至是多维（加气流等环境因素）的艺术。而满清服装，剪裁的时候是平面直线，穿上之后还是平面直线，而且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平面直线。还要强调的是，和服和满装一样，都是直线造型，与汉服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体现。

松紧第二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服饰，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这点与汉族服饰的宽怀豁达截然不同。即使在满清末年，旗人服饰大量吸收了受汉人的影响，也逐渐趋向宽大，但满清服饰的宽松程度仍远远不比了前代。例如：汉族传统服装中，贵族服饰的大袖，不仅是袖径的宽大，也表现为袖子的长度超长。官员与老人的袖子延至手后，又可以挽回相当的长度。而满装袖子要短得多(和服也一样，袖子仅仅到腕，比满装的还短)。汉服袖径宽大时可到四尺，而清装最宽时也远远小于这个尺度。这种宽大的剪裁，使得汉服在穿着起来之后，可以行成如行云流水般的流线，随风而动，但毫不拖拉。而满装，即使是贵族服饰，即使后来袖子变宽，但是这种单纯的加宽袖径、加肥了袍服的做法，不但无现于汉服洒脱的仙道之风，而且还使衣服看起来显得松散逛荡。所以分辩”松紧”，不能只看用料的多少。汉服满装的松紧之别，也是线形之别的原因之一，但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满装通常不束腰，所以很少有腰身的体现等等。

滚镶第三：
滚边也是汉服中曾出现的元素，满装的滚边，实是参照汉服而形成的。但是汉服的滚边，多是轻描淡写的一道，为了加固衣领、袖口等等。所以多是单色或绣以简约、主题突出的纹饰。而满装却客意地强调那道边的装饰性。满装能够一件衣服上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但清式服装对细节精致要求的苛刻，恐怕却在此时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厉害最繁琐的地步。(这件满装的滚边占了服装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汉服中从未有过如此宽阔绚丽的滚边。)

饰物第四：
满清装的饰物，都来源于汉族艺术。所以很多都能在先代找到。但是，同滚边一样，都是无重点的到处应用，无主题的强行拼凑。本书以妇女头饰为例，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