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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我们很幸运地碰到李格弟这些写歌词很棒的人。
现在叫我做音乐的话，我比较属于自己思考的人。一开始我可能是因为我的才气进到这个圈子，如果不思考，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匠”。比如说我们创作一些东西出来，创造一个摇滚，是属于台湾通俗音乐式的摇滚，或者是齐秦式的风格，就会有很多人要求我们做这个东西给他们。比如说，我们做红了许茹芸，《如果云知道》。就会有人来找我们做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做十种不同的《如果云知道》。那就变成一种“匠”，变成一种模式。可能我们创作了这种模式，后来就会变成一直在复制这个东西。所以才说，一开始是从“才”变“匠”起。
高尔夫对我的音乐的启发
我喜欢高尔夫以后，才真的把音乐变做兴趣，因为我本来要靠音乐赚钱。我有个录音棚，有收入，基本上对音乐的制作只是工作。以前音乐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工作。我从来没有换过这份工作，从我十七八岁开始打鼓，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换过音乐这个工作。自从我打了高尔夫，音乐就变成了我的兴趣。可能因为我的录音棚不需要我担心什么，第二个，我比较属于自己思考的人，我会给自己归类。音乐是激发你的内心情感，贯注在你要做的歌里面。就像是演员，投入在情境里面，把自己的情感发挥出来，用音符感受到，掏心掏肺，尽量地热情。可是我打了高尔夫以后，我就觉得，刚好颠倒，音乐很深沉，让你要规划。好像小哥讲的，一个创作人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如果我是经营者，我要规划这个东西，它才会卖钱。你知道吗，我慢慢地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经营管理员。以前我是排斥经营管理的，我自己喜欢做音乐。天健曾经劝我说，阿昌，不要再打鼓了，赶快来做这个工作。我说，谁喜欢啊？
以前小哥问我说，你的最大愿望是什么。我说，我想在万人演唱会打鼓。这就是我的初衷。他说，这个太容易了。哈哈哈。
这么多年来都一样，可能我比较自闭吧。打鼓以后，我就比较陶醉在那个环境里。那个环境是很自我的，我喜欢这样。再一个，它也让我满足。
我从一个从事音乐工作的人变成经营者，就是什么音乐都要接触，会改变做音乐的初衷。所以，我们几个人，只有江建民没有被变的。
江建民不做任何其它事情，不做任何调整，在台北的录音棚弹一弹，到了北京的录音棚继续弹。他不会像我们，再弹五年可能就换个工作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他就是那么天真。双鱼座的人，浪漫，没办法。
涂惠元是用音乐人的角度做生意，所以很辛苦。他一直在内地签新人。
我们曾处于通俗音乐精华的年代
台湾音乐的鼎盛时期，从1970年左右开始，当时大家都想用台湾当一个窗口进入到内地。很多国外的公司也投入到大陆市场。台湾的唱片市场变得很有制度化。每一层的专业人才都是很健全。所以说我们当时的环境是现在这个模式的雏形。现在大陆热门的版权经济，当时台湾的唱片工业在这一部分已经做到了。我是觉得大陆将来的唱片工业体系应该是直接跳过去，就好像我们台湾有录影带时代，大陆可能就直接跳到DVD市场，与世界同步。我们当时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音乐圈的人整体素质都不错，是属于台湾的通俗音乐比较精华的年代。
内地比较熟悉的是台湾以前的校园民歌，《恰似你的温柔》，梁弘志的那个时代……《读你》……然后到后来就是李寿全《一样的月光》……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台湾的乐风慢慢偏向摇滚化。对于我们这些比较喜欢摇滚的乐手，当然就如鱼得水。台湾的音乐大环境是个不一样的市场。如果针对本岛的消费力的话，它就只是一个岛，蛮少的。它的音乐在本岛的经济效益很小，可是对整个华人音乐的影响倒是蛮大的。如果讲到政治的话，我觉得跟政治是有一些关系。在国民党的控制下，不断地推广美啊体啊这些，好像就是，不让台湾人参与政治，但让台湾人做生意赚钱。在这个环境下，整个文化背景就是学习普通话，所以胡适啊，白话文、文言文都是这样过来的。这些用语、文化在台湾很生根。但在同一时代上，内地可能流失掉了一些很宝贵的东西。
大家都没办法预料将来要流行什么
从七十年代台湾音乐的鼎盛时期开始到现在，整个唱片市场的结构发生改变，所以没落了。这是全球性的。唱片业全球都是不行的，美国也是这样。
到周杰伦，我才觉得有了一个新的局面。他也是受争议的，有人不听他的歌，但他还是居于领潮地位。假如我以一个音乐人的眼光欣赏，他的歌的优点是简单，点子好。以市场的感觉来看，最大的消费群是学生，从中学生到大学生，是听音乐最坚强的消费群，这些人都是新时代的人，想有一些新时代的变化。周杰伦就是变化里让大家接受的人。他写过很多大家都能听懂的歌，他并不是只有写别人听不懂的。所以，我推崇周杰伦的原因是，他真的是有功底。就好像有人讲，谁谁谁帮他编曲，谁谁谁帮他写词，这种说法当然OK，可是，编曲也没有编出另一个周杰伦来。你懂我意思么？原创的功劳一定要给他。当然有高级编曲、才气编曲，但是，杰伦的功劳我觉得要肯定。所以，你看，现在大家都来一点中国味，大家都来一点嘻哈，大家都来一点R&B，他把整个时代改成这个样子。对我来讲，他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对于音乐，大家都没办法预料将要流行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