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1988年是囚歌流行的时代，走在全国任何一个大街小巷上，都能听见翟惠民伤感的歌声，但这歌声曾经感动着亿万听众。这样的情景对任何一个歌手都是巨大的成功，但是翟惠民却没有成功的喜悦。因为这个成功是属于出版商的，是属于迟志强的，而不属于他......
在囚歌最流行的1988年，翟惠民录了十几张囚歌专辑，其中最流行最有名销量最多的就是以迟志强的名义出版的《悔恨的泪》和《拥抱明天》。这两张专辑不光都是翟惠民演唱，就连《悔恨的泪》的歌曲也都是他搜集整理的。囚歌火了，翟却没有火。囚歌风过去以后，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
因为《悔恨的泪》曾经在全国乐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轰动，陈福利至今还记得当时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甚至是一个个细节，2008年11月21日，这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向记者回忆了这段历史……
陈福利将记者的思绪带到了1987年末的时候，长影音像公司陷入了困境，由于没有什么好带子发行，音像公司的收入成了难题，在这种情况下，音像公司让陈福利找一个选题，做一个能有销路的带子。
陈福利一下子想到了正在长影厂一个建筑工地当临时工的迟志强，“他演电影曾经红过，进监狱的时候也比较轰动，能起到一个广告效应。”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陈福利找到了当时在建筑工地当小工的迟志强。
但录了一首歌之后，陈福利却发现迟志强唱的根本不行，用陈福利的话说，“迟志强根本就不是唱歌的料，他有点五音不全。 ”于是他们想到了最简单的方法，找人替迟志强录音。
也正在这个时候，会唱歌，并且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的翟惠民出现了。翟惠民1966年生于长春，小时候受哥哥影响，对乐器很有灵感。
翟惠民录制了《悔恨的泪》这一专辑中的所有歌曲，而属于迟志强的，只有专辑里面的一段对白。
翟惠民的声音捧红了迟志强 陈福利的想法获得了通过，他们当时认为，这本磁带能在全国发行30万本，每本磁带能赚2元钱，这张专辑就能赚到60万元，这60万元，就能救活当时的长影音像公司。 长影音像公司将这张专辑推向市场之后，上门订货的人络绎不绝，磁带甚至在市场上出现了脱销。陈福利告诉记者：“长影音像公司后来干脆就把母带给销售商，然后出售专辑的封皮，每张1块2毛钱。那哪是在印封面，那就是在印钞票。这张专辑长影音像公司赚了700多万。 ”
在这张专辑出版之后，迟志强名声大噪
陈福利：“在我制作的这张专辑中，迟志强只念了一段对白，整张专辑的歌都是翟惠民唱的，没有一首歌是迟志强自己唱的。 ”

继续

“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手扶着铁窗我望外边……”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走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翟惠民伤感的歌声，翟惠民因此被誉为“伤感歌王”。时过境迁，昔日的“伤感歌王”如今生活得怎样？17日，记者专访翟惠民。据他透露，将在今年6月重新录制当年风靡全国的囚歌系列。届时，《长春晚报》官方微信将首播，带您重温那段记忆。
沉淀 昔日“伤感歌王”淡出公众视线
“人的一生有时需要沉淀一下，好看清前方的路。”2009年至今，昔日的“伤感歌王”一直很少在公众面前出现。这几年时间，翟惠民因为家人放弃了一切，包括他热爱的音乐。“我哥哥患了癌症，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帮哥哥治病，别的什么都可以放弃。”翟惠民说，这几年他带着哥哥走遍全国各地，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为哥哥治病上。“我们家一共6个孩子，哥哥是老大，我排行老五。可以说，哥哥是我音乐道路上的引导者，为了他我可以放弃一切。”
两年前，翟惠民悲伤地送走了哥哥，后来他积劳成疾患上心肌劳损。“休养了很长时间，现在身体渐渐好起来了。”翟惠民说，现在他正在创作一些新歌，音乐是他一辈子的最爱。“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一直热爱音乐，专心做自己的音乐。”翟惠民说。
计划 重新录制当年感动亿万人的囚歌
采访中，翟惠民向记者透露他今年的计划，他要重新录制当年感动亿万人的囚歌。“沉淀了几年，一直在思考今后的音乐道路该怎么走，毕竟当年囚歌很流行，曾经感动过那么多人。”翟惠民说，重新录制当年的囚歌也是想告诫现在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些警示。
据了解，翟惠民重新录制的囚歌专辑中包括《铁窗泪》、《悔恨的泪》、《愁啊愁》、《十不该》等经典囚歌。“专辑计划6月开始录制，新专辑中还有几首最新创作的歌曲。”翟惠民说，如果可以，他将走进监狱，用自己的歌声进行法制宣传。“当年录制囚歌的时候，只凭自己的想象，后来去监狱看过一次，但没在那里唱歌。”
预告本报官方微信首播带您重温那段记忆昔日“伤感歌王”将要重新演唱当年风靡全国的囚歌。今年6月，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一首首曾感动无数人的囚歌。届时，本报官方微信将在第一时间为您首播，带您重温那段记忆。
二十年前是囚歌流行的年代，走过大街小巷，耳边时常会响起翟惠民伤感的歌声，这歌声曾经感动了无数人。这样的情形对于任何一名歌手来说都是巨大的成功，但翟惠民并没有成功的喜悦。因为这个成功是属于出版商的，是属于迟志强的，唯独不属于他……
翟惠民录了十几张囚歌专辑，其中最流行、最有名、销量最多的就是以迟志强的名义出版的《悔恨的泪》和《拥抱明天》。这两张专辑不光是翟惠民演唱，其中《悔恨的泪》这首歌还是他创作的。囚歌火了，翟惠民却没有火。囚歌流行过后，他的生活又回到原点。
摄影 单士诚
翟惠民向记者介绍将要重新录制囚歌

我也会唱

我就看看 ，我不说话

表示当时特别喜欢，还买了很多

翟惠民告诉记者，《悔恨的泪》面市后，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带来了1000多万元的效益。虽然在专辑封面标注了演唱者是“翟惠民和张秀艳”，但毕竟是以迟志强为卖点，即使给他署了名，他的名字也注定会被迟志强强大的光芒淹没。
“当时我很气愤，就给长影打电话，他们的党委书记还给我道过歉呢。也没有什么弥补。我当时是长影音像公司外聘的。而且都道歉了，我还能怎么样？”

“而且当时要唱什么歌，都没出来呢，我不同意！周亚平就说，你先把朗诵这个帽儿录一下，完了咱们再看怎么弄歌。当时我刚结婚，闲聊时他跟我说，你看你们都没有婚纱，你抽空来一趟北京，我再负责给你拍拍婚纱照，《拥抱明天》的封面不就是结婚照吗？我真是很善良，也很同情他们，他说他们单位效益不好，让我帮帮忙，我也就去了一两次，我那时还在拍片，也很忙。等到后来，我就问他们，只录独白，没有我的歌声怎么行？但他们说还要找翟惠民，因为头一盘是他的声音，第二盘得统一。”
迟志强的语气又提高了，他说：“这个假是我做的吗？第一我不懂那些，第二我没有决定权和出版权，第二盘磁带是北京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我一个小小的演员，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
对于迟志强这个说法，周亚平予以了证实：“好多舆论都在骂迟志强，我觉得要骂该骂我，说实话，最后操纵出版物的是我们制作方，演员操纵不了，我把音录完，照片拍完，最后怎么出版，俨然是他没法控制的，我们得根据商业利益来决定，别说‘囚歌’，80年代假唱的事还有呢，我们也干过！”
在周亚平的博客文章中，记者看到这样的描述：“一张唱片之所以能够畅销，最根本的原因是好的歌曲再加好的歌手……迟志强虽然是一个好的演员，但不是一个好的歌手……为了让这张专辑从里到外都能令人满意……最好李代桃僵，换人来唱！没办法，为了商业利润，我只好临时把艺术良心装到兜里，权且欺骗一下广大观众……”
翟惠民继而又成了周亚平的目标。

制作人周亚平自称是“假唱”鼻祖
“当时要给我出专辑的人挺多，我也准备要出个人专辑，周亚平那时候在长春蹲了得有半个月才找到我，说以我个人名义出专辑，也给我拍了很多照片。我录了几首歌后，另一家音像公司的哥们儿也找我。当时的情况是谁先找到我、我先给谁录，谁就能先赚到钱！后来我跟那哥们儿没达成协议，就给周亚平录了。”虽然自称是“受骗”了，但是不难看出，《悔恨的泪》还是给翟惠民带来了一些风光。
翟惠民透露，对于当时不名一文的他来说，周亚平在音乐界是位名人，他愿意和这样的人合作。但是最终做出的专辑，依旧打着迟志强的旗号。
翟惠民也曾录过自己的专辑，但没什么反响。
周亚平的博文透露了缘由：“翟惠民的专辑和迟志强的专辑虽然都是同一个人唱的，但是商业价值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况且我的这张专辑半个月之内将铺满中国的大街小巷，不会给类似的专辑留出任何市场空隙的。”
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推出《拥抱明天》，周亚平采取了卖封面的方式发行，使得当时音像制品经销商都参与了出版物的复制加工过程，“等于手把手的教会了二百多个徒弟，让他们猛然明白了复制生产音像出版物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
从那时起，“囚歌”的各种音像制品开始泛滥，连迟志强都说他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其实他不知道，正是从那时起，中国的盗版开始猖獗，此后二十年来音像市场再也没有消停过。周亚平称自己是“盗版”和“假唱”的鼻祖。
歌迷曝迟志强演唱都用乐队伴奏
在“囚歌”火爆期间，迟志强还是执着地在各个演出场合唱着他的“囚歌”，也没有人怀疑“囚歌”不是他唱的。
迟志强回忆说，在《电影世界》创刊35年时，他在沈阳体育馆演唱，当时还有阎维文、毛阿敏、蒋大为等众多歌星。当报幕员报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迟志强”的时候，“万人体育馆开锅了，红旗、彩旗、人民币，连钱都往台上扔，大学生打出横幅‘迟志强我们爱你’！”
迟志强告诉记者，他始终坚信没有自己就不会有“囚歌”系列，他才是“囚歌”的真正代言人。
“观众想看的是我在舞台上演绎真情《铁窗泪》，他翟惠民唱的有教育意义吗？在演出中，我每次都用现场乐队伴奏，就是怕观众误会我是用伴奏带对口型。”迟志强不止一次地强调。
记者联系到迟志强百度贴吧吧主“白希云”时，她也证实说，她曾多次看过迟志强的现场演出，都用乐队，“他唱的是那么投入，每次唱完都一头大汗，绝对没假唱。”

但是好景不长，“囚歌”火了还不到一年时间，就有人提出迟志强是把一种畸形的情绪带到了社会上，他是“卖弄自己的苦难骗取听众的同情”。“囚歌”从巅峰到低谷，遭到批判和质疑。
再次经受打击的迟志强心灰意冷了，几次大起大落让他决定彻底离开舞台，下海经商，一走就是十几年。
“在《铁窗泪》受到批判的时候，舆论都说迟志强是流着鳄鱼的眼泪，那也是我顶着舆论、顶着压力的。现在一下子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了，是迟志强没有利用价值了吗？！你们为什么早不说？现在说迟志强是欺骗？公理何在？请为迟志强喊一声冤吧！太冤了！（哽咽）发行权不在我，出版权不在我，我自己不假唱，我也没有委托你们任何人来为我唱……”
在与迟志强采访的时候，他正在福建地区巡回演出，他告诉《青年周末》记者，有一位农民，脚踩着满是泥巴的鞋子，把自己辛苦挣下的钱，拿到后台用颤抖的双手交给迟志强。“他说孩子你不容易，受过那么大的挫折，又被冤枉……当时我那眼泪一下子……（哽咽）我觉得人们的善良……如果你不是用真情在唱……农民也不会……（哽咽）”
网友怀疑是制作人拿迟志强炒作
一曲“囚歌”改变的不仅仅是迟志强的人生。
翟惠民告诉《青年周末》记者：“说句心里话，这件事我都快淡忘了，也不想再提了。重新揭开我伤疤的是2005年的《鲁豫有约》。在节目中，鲁豫问周亚平，说听说‘囚歌’不是迟志强唱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还说‘囚歌’代表的是迟志强。”
那时，翟惠民找长春当地的媒体说过“两次受骗”的经历，但他“人微言轻”，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翟惠民现在在长春开了一家文化公司，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唱歌，也还在唱歌。
当年曾想靠自己的歌声真正走红一把的翟惠民，却始终活在迟志强的“阴影”下。这么多年在舞台上一直在用自己的声音唱歌的迟志强，却因为有那一段特殊时代的入狱经历，反复被当作商业卖点。

11月24日，《青年周末》记者查找资料时，看到迟志强在年初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我是一个接受者。我父亲是公安局长，小时候我看见家里来来去去的顶带肩章都要向他敬礼，我就树立了要当警察的理想，但当老师说服我去做演员时，我也就接受了。我朦胧地爱过一个女孩子，可当父母为我介绍女朋友时，我也就接受了。我对事业缺乏规划，即使在最顶峰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野心，所以当事业走入低谷，我平静地接受了。虽然我被判过所谓的‘流氓罪’，但其实在女人这件事情上，我也更多的是一个接受者，而不是一个索取者。所以，我才能最终接受，命运跟我开的这个时常要让我哭出来的玩笑。”
也许，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看那些和时代一起隐退的往事时，无论是迟志强，还是翟惠民，接受是最好的选择。
目前，也有网友质疑这次“报料”是周亚平的又一次“商业运作”，外界猜测他想再拿迟志强炒作，继而推出“鸟人公司”旗下的歌手或专辑，对此，周亚平予以否认。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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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事实真与假，我们 只认可 迟志强，
不会认可 周亚平、翟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