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普遍认为子华子为战国初期与儒墨鼎足而三的杨朱的后学，而钱穆先生考证子华子所处年代，得出的结论是“相其年代，当较杨朱，季梁稍后，较惠施，庄周稍前，而皆为并世”的结果，即谓其生于战国中期偏早。我对此存疑。先就年代论，《吕氏春秋·贵生》末尾处有一大端子华子论生的内容，其中有“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的内容。注意他的语言，他是拿“不义”之说作为由“辱”到“死”的过渡环节从而证明了“迫生不若死”的命题的——问题出现了：子华子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把义与不义同生与死拉到一起说呢？我的解释是：这是子华子在套用《孟子·告子上》中“舍生而取义”的思想！因为早有孟子“舍生而取义”的说法作铺垫，所以子华子的说法才顺理成章并且自然而然。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则《孟子》当为孟子因不得志而归隐后所作，成于孟子晚年。而孟子亦与惠施庄子同时而略早，则此时子华子是如何得知《孟子》中的内容的？另外，孟子曾《孟子·滕文公下》中宣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果子华子真是杨朱的后学，他怎么可能在知道孟子骂杨朱为禽兽后还要藉孟子之言以自重呢？其实在杨朱没后，宋研，彭蒙，庄子等人对杨朱之学皆有所取，因而不必认为含杨朱之思想必为杨朱之后学——《庄子·天下》谓名家之惠施“泛爱万物”，但惠施也不是墨子的后学呀！所以我认为，子华子所处的年代当晚于孟庄诸子，而亦非杨朱之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