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战后统计，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以上，超过10,0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图为1940年9月，死于日军轰炸下的一名小女孩。她还来不及经历人生的种种美好与苦恼，就在大轰炸中失去了生命。

1941年5月，日军布署了102号作战，又称为“第三次战略轰炸”，动用在华的飞行第一团、第三团第60战斗机，征调驻东北重型轰炸大队以及驻太平洋的航空部队全部投入轰炸行动。重庆上空日机炮弹如雷雨般轰然而下。

1941年6月6日，日机对重庆市区投下大量爆炸弹和燃烧弹，市民涌入较场口大隧道躲避轰炸。由于人数过多，隧道通风设备不足，防护人员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导致隧道内秩序大乱，最后造成一千多人伤亡。此事件称为“重庆大隧道惨案”。图为救护人员将死难者的遗体抬上卡车。

在重庆遭遇连年轰炸的同时，部队与日军浴血战斗，然而最终却因武器装备落后等原因遭遇溃败。图为1938年，由前线撤至重庆外围的部队。据《冯玉祥日记》载：士兵“冬天少棉，夏天缺单，一件衣服，往往数月不换，衣上的虱子振一振几乎要盖地……吃的呢，是带糠的大米……”

军队溃败，民不聊生。逃难的平民经由水路、陆路，奔向重庆。图为1938年，驶入四川的火车下，由难民自行搭设的木床。然而到重庆并不能过上温饱的生活。奉公守法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大学教授、政府公务人员、普通市民……所有人都要面对吃饭、穿衣、住房这些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问题。

1940年1月，重庆青年合唱团高歌抗战歌曲，鼓舞人心。早期传唱最广的抗战歌曲有：《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黄河大合唱》等等。

抗战爆发后，数以百万计的难童亟待救济。1938年，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宋美龄任理事长。整个抗战期间，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和保育了近3万名难童，功勋卓越。图为宋氏三姐妹在重庆一家保育院探亲难童。宋庆龄和宋美龄毕生投入幼儿保育的工作。

战时，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起了为前线战士缝制征衣的爱国运动。宋美龄不但身体力行，还要求科级以上官员的夫人每星期必须抽出时间缝制军衣。图为大批军衣缝制完成，送往前线。

在抗日战场，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政府征来的兵，身体和文化素质低下，无法应对现代战争。1943年，国民政府修改《兵役法》，明确实行征兵制，称“中华民国男子依本法皆有服兵役的光荣义务”，并鼓励青年学生参军，并保留学籍。图为1943年，重庆入伍青年在进行身体检查。

1944年秋，日军大举进攻桂黔，威胁重庆。1944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知识青年从军大会上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到1944年12月底，13万青年报名，1945年1月起陆续入伍。图为1944年11月，重庆各界欢送军政部教导团学生兵出征。

这是绥远前线的方大曾。他1912年出生在官宦之家，17岁发起成立“少年影社”。大学期间常外出旅行、拍照。1935年毕业后参与创办中外新闻学社，任摄影记者。近日，学者杨红林研究了方大曾遗留的837张底片，出版了《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一书。

方大曾1936年对日本人控制下的冀东地区进行了采访。1935年11月25日，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冀东22个县宣布“自治”，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政府。图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彩楼。图左为冀东地区之唐山车站，站牌上有日文标识，站台上飘扬着日本国旗。

冀东包括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隆、玉田等22县及秦皇岛港口和唐山矿区。日本人在该地区大肆进行走私和经济掠夺活动，图为在天津码头装运棉花。方大曾摄于1936年。

1933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推行“毒化中国”政策，设立“花烟馆”，使烟馆成为吸毒和嫖妓的混合场所。图为在戒毒所内治疗的吸毒者。李公朴保存的中外新闻社照片，经鉴定为方大曾摄，现藏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