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三大部头”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精心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时，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翁的作品中纵然有反动的、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列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高尔基曾言：“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托尔斯泰出生于距莫斯科不远的图拉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俄语意思“明媚的林中空地”，今属图拉省晓金区)。庄园占地380公顷，树木成荫，风景优美，有森林、河流、湖泊、草地等，光苹果园就有30多公顷。这里被人们称为托翁的“摇篮和坟墓”，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托尔斯泰家是历史悠久的名门贵族，其谱系可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伯爵曾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尼古拉耶夫娜是沃尔康斯基公爵之女。他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其监护人姑母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另一姑母监护。于是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退学，回到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曲折、漫长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还给他们送茅草，因得不到信任而中止。1849年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被提升为14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上流社会之间，甚至还欠下一大笔赌债。

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开始暗自创作；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服役两年半。虽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加入多瑙河部队。沙俄与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于次年参加了这个城市著名的最后防御战，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1855年托尔斯泰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作为知名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人欢迎，并逐渐结识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和批评家。其发表于著名的《现代人》杂志的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自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在彼得堡，托尔斯泰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因为他重新投入娱乐圈子，酗酒好赌，浪费天才；他不喜爱荷马、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优美艺术”，反对“教诲艺术”实即暴露文学。托翁倾向于德鲁日宁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61年又与屠格涅夫开始长达17年的疏远。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托尔斯泰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他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普鲁东，听狄更斯演讲。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1962年，托尔斯泰新婚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罗曼·罗兰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
托尔斯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并没保持多久。1869年他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此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也谈到了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

1873～1877年，经12次修改，托尔斯泰完成了其第二部里程碑式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反映普通家庭婚姻问题，擅长心理刻画、文字细腻华美的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这么说）；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同时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
1881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了贫民窟；1884年创办媒介出版社；1891年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作品的版权；并多次组织赈灾；1898年决定将稿费资助受官方教会迫害的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据说托尔斯泰5岁时，大哥尼古拉告诉他一个秘密，说只要把这个秘密解开，世界上就不再有贫穷、疾病和仇恨。他又说这个秘密已写在一根小绿棒上，绿棒就埋在小山涧旁的路边。这个小绿棒的故事令小托尔斯泰神往不已，找寻绿棒是他年幼时最热衷的冒险游戏。托翁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传说中的绿棒，死后也是被安葬在这片树林里。
早期的性爱迷狂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辉煌的、伟大的，但也是复杂的、孤苦的；包括他的生活、创作和思想、情感。
托尔斯泰多情而软弱，自负而彷徨，无私而自相矛盾。他终生性欲高亢，沉溺于床事之欢，即使在中年皈依后，依然在禁欲与欲望之中挣扎。“我不跟你一起睡觉，无法激起创作灵感……”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非常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奇怪地有所选择，甚至在纵容自己。托翁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
青年时期，与女性交往总让他感到非常羞涩，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了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的一则日记记录着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可他仍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任何俄罗斯乡村姑娘。

其日记的基调是不变的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女性的憎恶：“好像是玫瑰色的什么东西……我打开后门，她进来了。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女人把我引入歧途。”接下来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女佣们妨碍了我”。1856年4月的某天，从妓院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太可怕了，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1856年另一篇日记写道：“令人作呕。女人。愚蠢的音乐，女人，冲动，雪茄烟雾，女人，女人，女人。”
1856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记录让后人从另—侧面了解托尔斯泰。当时，他正把屠翁的住所当旅馆一样住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比赛，与吉普赛人打牌，然后像死人一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庄园里时，他开始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就他而言，这也会激起比单纯的情欲更多的东西。若干年后，他写到波利亚纳时说：“我记得在那儿度过的许多个夜晚和年轻美丽的杜尼亚莎……她那强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
1856年托尔斯泰去欧洲旅行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美丽的女奴杜尼亚莎的诱惑。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杜尼亚莎后来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只是被当做庄园里一名管理马厩的男奴；后来由于行为不端，被降级为守林人。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可爱的乡村姑娘瓦·弗·阿尔谢尼耶娃，一个21岁的孤儿；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她幸运地逃脱了他的追逐。此事反映在他的小说《家庭幸福》里，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
托尔斯泰从欧洲回来后，仍然不能控制自己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已婚农妇阿克辛雅。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个姑娘‘很整洁，而且相貌不难看，有着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着新鲜而健康的气息，丰满的胸部在围裙之上高高耸起’。”
可能在1859年7月，阿克辛雅生了—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而且曾有一段时期，允许那个小男孩待在母亲身边。然而，像易卜生还有他自己父亲一样，他从未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孩子，也从未给过他丝毫关心。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其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

真正令人沮丧的是，托尔斯泰至死都保持着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东方色彩的妇女观。与他描述安娜·卡列宁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现实生活中，他似乎从不曾打算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灵。他从不承认妇女能成为严肃、成熟和有道德的人。
1898年，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一般说来，(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当她为魔鬼服务时，魔鬼会借给她头脑。然后，为了干出什么肮脏的事情来，她能奇迹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长远，意志坚定。”
不幸的婚姻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不同。”这是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一句。但不幸的是，这位文豪的家庭生活正是这多种不幸中的一种。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希勒在研究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索尼亚的日记，及托翁子女写给他的《回忆录》的丰富原始资料后，于1993年写出了揭示托翁婚姻失败原因的专著《爱与恨》。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沙皇御医、八品文官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那年，托翁34岁，已度过了放荡的青年期，作为婚配对象，当时他并没有多少资本，一介赌徒，且具有“最平庸的丑陋而粗俗的相貌”；而索菲亚还只有17岁，虽姿色平常，个子矮小，但正当韶华，聪明热情，对爱情充满美妙的狂想。两人曾经度过了一段和睦幸福的生活。
托尔斯泰在给她的求婚信中写道：“我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接连3个星期，每天我都对自己说：今天我一定要说出一切。然而我依然怀着惆怅、悔恨、恐惧和幸福的心情离开了。每天夜里，我都和今天一样，总是痛苦地对自己说：我为什么没说呢？我该怎样说，又说些什么呢？
“……假如一个月前有人对我说，一个人会像我现在这样痛苦，我会笑死的。但我现在却正是在为幸福而痛苦着。诚实的人，告诉我，您是否愿做我的妻子？只要是出自内心，您可以大胆地说，‘可以。’倘若您对自己还有丝毫的怀疑，那就说‘不行’好了。
“……听到‘不行’，对我说来是可怕的，我能预见到这一点。但我会找到经受这一切的力量。倘若我做您的丈夫，而您又不能像我爱您那样地爱我，那才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