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虽未系统的论述过自己的文学观，但墨学作为先秦显学受到当时人们的关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就曾记载了楚王向墨家弟子田鸠提问道：“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楚王所谓的“不辩”意即“无文”，这是当时人们对《墨子》一书的总体认识。对此，田鸠先是不厌其烦的讲了“秦伯嫁女”和“买椟还珠”两个故事，他还接着言道：“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而不辩。”这一段论述墨家明确提出了“以文害用”的命题，这个命题也成为人们否定《墨子》具有文学性的重要依据，荀子就曾明确说过：“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的话。诚然，墨家似乎对楚王提出的所谓“言多而不辩”的质疑并不否定，并明确坚持“以文害用”的观点，并在行文过程中尚质轻文的忠实履行自己的文学观念。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墨家并非不知“文”，更不是完全否定对“文”的追求，《说苑·反质》里有一段墨子对禽滑厘的话；“故食必求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求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长，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墨子的这一段论述可以说是墨家文学观更准确更全面的表述，与儒家所主张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质彬彬”的观点相比较墨家并非单纯的完全摒弃“文”，只是在文质关系上主张“先质而后文”。墨子作为下层人民的代表有着强烈的救世之心，著书立说旨在宣传自己的一系列救世学说主张，因而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很大的功利性，这正如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今当凶年，有欲予子隋侯之珠者，不得卖也，珍宝而以为饰。又欲予子一钟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将何择？”在凶年乱岁，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墨子自然择“粟”而弃“珠”，同样在“以文害用”的情况下墨子主张“先质而后文”，在保证“质”不受妨害的情况下墨家并不放弃对“文”的追求，这犹同墨子所说的“故食必求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求安，然后求乐。”

墨子的“非乐”观可以视为他对艺术活动的基本态度，所谓非乐就是反对和谴责从事音乐活动，也包括文学、歌舞在内的其他艺术活动。《非乐上》篇载：“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宇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这段记录可以清楚的看出墨子“非乐”并非不知“乐”，他很清楚音乐等艺术活动能给人带来美感享受，只是音乐等艺术活动在墨子看来“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站在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之上，功利性的看待艺术活动，功利性的看待“质”。墨子在理论上肯定了艺术活动能给人带来美感，在实践上墨子也是善于乐技的，《吕氏春秋·贵因》篇载：“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可见墨子是善于乐道的，也并不是完全的反对。

吧友你好！

居然是本吧第四位会员。想想还真是幸运。 0.0不过三是谁。。

另外安利一段其他人关于 质/文的观点
写议论文，主要矛盾在于对于语言的驾驭，思想的高度是于其之后的。事实上，优秀的语言也会产生思想，语言的通顺是和思想的高度有一种必要的相关的。在此舍本逐末，认为不合科学思想的文章绝对不能接受，应该是一种将文章功用狭隘化的价值观。犹如满分作文，很多文推敲起来确实没有什么新颖的思想，但他们的语言是大可借鉴的。那忽略思想内容，看它们的表达顺序就可以了，也没害处。再者说了，如果换成自己，有可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如果不能，那就说明一定是有些问题的。
总而言之，别给自己打先进的标签，多审视自己，注重冷静分析、利用这些客观条件。不能光看见不合理，批判、抹杀。承认他们的存在，利用他们做些实事。批判，在理论上永远是有意义的，实践上有时是有意义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只为了证明自己而针对不合理做批判，无疑是陷入了“书生思维”，什么也不管用，到时候做首诗，写个词表达时运不济的悲伤情感，好的歪打正着名垂千古，坏的便只能服命了。
升华一下。一个人成熟与否，不在于他能得到多么好的客观因素支撑，而在于他自己清楚自己有什么不足，并不怨天尤人，而是有所取舍地达成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