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拿不同记载去质疑其他史料，那我们面对两种不同的记载，又将如何取舍呢？这也可以分下面几种情况：
a、有直接史料的，相信直接史料，而不信间接史料。
譬如鱼豢《魏略》称诸葛亮“亮乃北行见备”，这与《三国志》“三顾茅庐”的记载截然不同，那么到底谁是谁非呢？我们读诸葛亮《出师表》，有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曲，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出师表》是诸葛亮这个当事人亲笔所写，这就是第一手资料，是直接史料。除非能证明《出师表》是伪作，否则我们必然选择相信《出师表》。
这是因为间接史料的创作，是以直接史料为基础的，间接史料在编纂、流传的过程中，会遭到删削修改，从而造成错误记载，但直接史料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b、都是间接史料的，相信年代接近的记载，而不信年代久远的记载。
譬如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司马迁《史记》与谯周《古史考》相比，我们选择相信《史记》，而《史记》与《竹书纪年》相比，我们又选择相信《竹书纪年》。这是因为《竹书纪年》作者所见史料，必然多于司马迁，而司马迁所见史料，又必然多于谯周。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谯周所见史料，司马迁皆见之，而司马迁所见史料，谯周则未必得见。
c、同一部书或同一时代书中记载不同，则当比较其史料来源
譬如《史记•晋世家》记载赵氏灭族之事，曰：“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而《赵世家》中记载此事，则敷衍为一大篇声情并茂的“赵氏孤儿”的故事。两种记载孰真孰假？我们考察两者史料来源，《晋世家》采用《左传》记载，而《赵世家》中采用战国传说，很明显，《左传》记载的可靠性要远远大于战国传说，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晋世家》记载为真，而《赵世家》记载为假。
d、孤证的情况，应当存疑
有时候，某方面的史料只有一条，也就是所谓孤证。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述内容应当存疑，而不能轻率的断定其为真或为假。
譬如传世诸书皆曰尧舜禅让，而《竹书纪年》偏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竹书纪年》之记载，旁书所无，是为孤证。那么到底孰真孰假？
个人以为，《竹书纪年》的说法虽然是孤证，但不宜轻易抹杀，而尧舜禅让之说，战国诸子多有论及，他们也不可能是串供，因此在得到更多的史料证明之前，上述两种说法可以并存之，不必偏信一种。

这就如同是电影胶片，每一帧来看，都是静止的、孤立的，但当我们把许多帧连起来看时，则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活泼泼地显示在我们面前，由此自然推导出正确的结论。
当然，个人的见识也很重要。有人看到武帝用权术，则以为当权者用权术无可厚非，却不知兵者国之大事，非玩弄权术之所在。看到武帝赏罚凭一己之好恶，则以为乾纲独断，本当如此，却不知刑赏乃天下大务，所谓“刑赏不中,则政令不行，政令不行,乱乃兹生”。看到满朝公卿慑于武帝积威而不敢言，则以为君威煌煌，理所应当，却不知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万马齐喑的只有末世。
似这种看法，就是缺乏史识，没有正确的史识，自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再譬如有网友论述秦亡原因，以为“秦非亡于暴政”，认为历史的发展，只取决于个别几个英雄人物，所谓“民心所向”不过是腐儒说辞。认为“仁义”只能乱国，非以治国。殊不知历史发展自有大势，非一二人等所能扭转；“载舟覆舟”之言出自唐宗，非腐儒空谈； “王霸杂用”之语出自汉宣，仁义非无资于治国。
史识如此而妄发议论，足以令人发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