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娜· 茨维塔耶娃六岁便开始写诗。她意识到自己在诗歌方面的天赋，大概是在1903—1904 年，也就是她十一到十二岁的时候。1910 年秋天，她刚满十八岁，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纪念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尽管从内容上看没有跳出一个少女的生活圈子，但是由于它显露出作者早熟的诗歌才华，得到了著名诗人勃留索夫、沃洛申的赞许。沃洛申甚至亲自登门拜访这位初出茅庐的作者。此后，他不仅引导茨维塔耶娃走进了“诗歌的殿堂”，二人还成了忘年交。1911 年茨维塔耶娃放弃了学业，来到了诗人沃洛申在克里木的科克杰别里创办的文学家之家。那里吸引着许多作家、艺术家。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出身于革命世家的子弟谢尔盖· 埃夫伦，1912 年1 月两人便结为伉俪，9 月女儿阿里阿德娜（阿利娅）出世。同年她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神灯》。

然而好景不长，1913年8月， 在茨维塔耶娃不到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也与世长辞。继而她又与丈夫长期别离，给她的命运平添了一层不祥的色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谢尔盖·埃夫伦作为救护人员辗转于各地，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白军溃败，作为白军军官的谢尔盖·埃夫伦被命运抛到了国外。茨维塔耶娃带领女儿阿利娅和1917年4月出生的二女儿伊琳娜留在莫斯科，母女三人相依为命。她没有任何收入，“靠写诗是不能养家糊口的”，这话虽然是她多年以后在另一种更为艰苦的国外环境下说出的，但是当时茨维塔耶娃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确实也有了充分的认识。她一度到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偶尔也出席一些诗歌朗诵会，包括为募捐而举办的晚会。她虽然不修边幅，甚至流露出她那固有的高傲神情，却也被听众当作自己人 而受到热情欢迎。一个强者在生活最艰难的处境中永远能够迸发出最旺盛的创作力。茨维塔耶娃在这段时间里，以顽强的毅力不仅写了数百首抒情诗，还对民间文学作了探讨——她以俄罗斯民间故事为素材写了许多首长诗。此外，她还与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合作，为他们写了几部诗剧，同时从他们那里得到灵感，向他们奉献了不少组诗。茨维塔耶娃的早期诗作“是用古典的语言和风格写作”的，她的“抒情诗的形式有一种威力……这是她呕心沥血摸索出来的形式，它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浓缩精练的”，这些诗具有“无限的纯洁的力量”(2)。“你那样子同我相像，走起路……”、“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同我们一起宿夜的亲爱的旅伴！……”、《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我在青石板上挥毫……” 等诗便是如今已经成为传世之作的早年的抒情诗。

茨维塔耶娃出国后第一站是柏林。当时那里是俄国文化人汇集的中心，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霍达谢维奇、安德列·别雷等人较长时期住在那里；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也在那里作过短暂的逗留。茨维塔耶娃与他们有过一些接触，特别是与帕斯捷尔纳克常有书信往来。1926年，帕斯捷尔纳克又将茨维塔耶娃介绍给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但是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还没来得及与里尔克谋面，后者便溘然长逝。然而这三位诗人往来的书简以及相互的献诗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坛的珍品。尽管柏林约有七十家俄罗斯人办的出版社和报刊，具备出版诗集的有利条件，但是茨维塔耶娃只在那里逗留了两个半月，便于1922年8月1日去布拉格。1925年2月1日她的儿子格奥尔吉（穆尔）在那里出生。谢尔盖·埃夫伦在布拉格住 读，为了节省开支，茨维塔耶娃便带领孩子住在郊区乡间，曾五次更换租金更为低廉的住房。茨维塔耶娃除了忙于家务以外，从未放松创作。除了短诗，她还创作了一些大型作品，如长诗《山之诗》（1924）、《终结之诗》（1924），组诗《树木》（1922—1923）、《电报线》（1923）等。

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茨维塔耶娃未等丈夫大学毕业便于1925 年11 月1 日携十二岁的女儿和九个月的儿子移居法国。起初住在巴黎友人家里，后来又五次迁居巴黎郊区的五处乡镇。她在法国侨居的时间最久，近十四年，但是在布拉格度过的三年多却给她留下远比巴黎更美好的印象。这期间，茨维塔耶娃曾去伦敦和布鲁塞尔举办诗歌朗诵会，或去海滨度假。由于丈夫有病，四口之家的生计只靠茨维塔耶娃写诗的稿费和朗诵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日益困难。因此，从30 年代起，茨维塔耶娃改为从事“能够养家糊口”的散文创作。散文创作的素材多取自她个人的经历和家世。《父亲和他的博物馆》、《母亲和音乐》、《老皮缅处的宅子》、《索涅奇卡的故事》便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关于一些诗人的回忆和对普希金的研究：《一首献诗的经过》（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关于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事》（关于沃洛申）、《迷惑的灵魂》（关于安德列· 别雷），《我的普希金》、《普希金和普加乔夫》；还有一些如《时代和当代俄罗斯的抒情诗》、《同历史一起的诗人和处在历史之外的诗人》，则是评论同代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个性以及探讨诗人和他们的使命的文章。

茨维塔耶娃初到国外时，受到俄国流亡作家们的热烈欢迎。几家俄国侨民办的出版社争相向她约稿，仅头两年她出版的诗集便有《离别集》（1922，柏林—莫斯科）、《献给勃洛克的诗》（1922，柏林）、《少女女皇》（童话诗，1922，柏林—彼得堡）、《普绪刻》（1923，柏林）、《手艺集》（1923，柏林—莫斯科）、《小伙子》（童话诗，1924，布拉格）等六册，四年后又出版了《离开俄罗斯以后》（1928，巴黎），这是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时的最后一本诗集。

在回顾侨居的日子时，茨维塔耶娃写道：“开始时（热情地！）发表我的作品，后来清醒以后，便不再找我，他们意识到不是自己人——而是那边的。”“我不是为这里写作（这里的人不理解——因为声音），而正是为了那边——语言相 通的人。”然而，诗人也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我的读者在俄罗斯，可是我的诗却到不了那里”。由于这种难以排遣的痛苦与那使她肝肠寸断的乡愁交织在一起，她这一时期关于祖国的诗作具有与众不同的感染力（“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松明》、《接骨木》、《祖国》、“乡愁啊，这早就已经……”）。与那些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侨居国外的作家如布宁一样，她离开祖国的时间越久，思念故土的感情就越强烈。“这里既不需要我，那里我又没有可能”，这种既不甘心与那些龌龊鄙俗的侨民为伍，又有家归不得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使茨维塔耶娃几乎精神失常。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就连她自幼那样热爱的俄罗斯语言都不能使她的感情平静下来：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为路人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在“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的痛苦的自嘲中，笔锋却突然一转：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特别是那——花楸果树……那对故土的亲切的记忆，那作者幼时在家园曾围绕着它嬉戏的火红的花楸果树，有着多么强大的诱惑力啊，可是它刚一出现在诗人的脑海里却又戛然而止，不知有多少言语、 多少感情尽在这不言之中，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如此含蓄、如此深沉的艺术处理，这般令人回肠九转的怀乡诗，只能出自有着特殊经历的茨维塔耶娃之手。

尽管茨维塔耶娃的思想感情这般纷乱复杂，但她却把父辈与儿女们截然分开，“我们的良心不是你们的良心”，“我们的争吵不是你们的争吵”，“孩子们，自己去创作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激情，写自己的岁月”；“祖国不会把我们召唤”，“去吧，我的儿子，回家去吧”，“回到自己的家园”，诗人念念不忘用热爱祖国的感情来培育自己的儿子：“像用唧筒一样，我把罗斯汲取——把你浇灌！”（《给儿子的诗》）而《祖国》一诗再次表达了她的这种思想感情：我不是白白地让孩子们眷恋那远方——比海水还要湛蓝。 你啊！我就是断了这只手臂，——哪怕一双！我也要嘴唇着墨写在断头台上：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我整个生活便是我心灵的故事”，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式的生活信条，经过严酷无情的历史的校正，终于变成了“任何人都逃不脱历史的”这样的真理——尽管诗人领悟这真理迟了一些。因此，当德国法西斯入侵被她视为她儿子的故乡的捷克斯洛伐克时，她一下子便摆脱开自己的心灵的故事而迈进了历史。茨维塔耶娃时时刻刻注视着捷克事态的发展，她的心同捷克人民的心一起跳动。她奋笔疾书，一气写成了包括十五首诗的组诗《致捷克的诗章》。这组诗浸透了诗人对捷克人民的热爱，充满了对德国法西斯 的仇恨。这组诗是茨维塔耶娃创作中少见的政论诗，是她一生创作的顶峰！

1977—1980年间，罗泽维奇曾将他为茨维塔耶娃所作的四幅素描和一座雕像的照片以及他的自传寄给了俄罗斯一位研究茨维塔耶娃创作与生平的学者。罗泽维奇在他的自传结束时写道：……我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在布拉格相识的。虽然年代越来越久远，可是我却一直珍藏着对她的纪念。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离别生动地反映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本人的诗歌中。因此我不想作任何诠释。难道可以用平庸的话语表达已经成为诗歌的 财富的东西吗？1978年10月。《山之诗》同《终结之诗》一样，是以事实和浪漫色彩的统一为基础的。例如，长诗中所说的“山”，即布拉格贝特欣山冈，因为它地处斯米霍夫区，茨维塔耶娃称其为斯米霍夫山冈。但是这个词对于诗人来讲同时还具有另外一种浪漫的意义。长诗中的山是爱情的同义语和象征。在茨维塔耶娃的创作中，山的形象总是与感情的崇高、壮阔和狂澜以及人的本身的伟大相联系的。茨维塔耶娃把她自己比作山，并且总是以“狂风暴雨”来响应召唤。她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里说，“当我们将来会见的时候，是山与山相逢”。

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喜欢走路的人，她喜欢山，而不喜欢海，她常常把山与海对立起来。在诗人的创作观念中，这两个概念在作为象征 的同时，还具有对立的意义。她说，“有些事物我对它们永远保持着排斥的状态：大海，爱情。海洋像帝王一样，像金刚石一样：只听得见那不歌颂它的人。而山则表示感激（神圣的）”，山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山在天空中”。

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日益加剧，茨维塔耶娃再也无法抵御这最后的 劫难。为了儿子的安全，1941年8月8日她带领穆尔离开她刚刚获得立锥之地的莫斯科，8月18日被疏散到鞑靼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小城叶拉布加。随之而来的焦虑是，她唯一可以赖以为生的技能是翻译外国诗歌，但是这种技能在那里却毫无用处。于是她在8月26日只身前往莫斯科作家协会所在地契斯托波尔，请求迁居该处并在作协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餐厅谋得一个洗碗工的工作，然而就连这个最低的要求也未得到满足，于是她于8月28日返回叶拉布加。至此，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她痛苦地感到，她一向认为诗人是“有用的”，但是如今诗人已经毫无价值了。作为一个母亲，她虽然日夜为儿子心焦如焚，却毫无保护他的能力。万般无奈，她只好将保护儿子的责任托付给别人，自己却于8月31日趁房东星期日外出 时悬梁自尽了。她在给儿子的遗嘱中说：“小穆尔！原谅我，然而越往后就会越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爱你爱得发狂。要明白，我无法再活下去了。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息，并且解释一下，我已陷入绝境。”然而茨维塔耶娃已经无从知道，在她死后的一个半月，也就是说，在1941年10月16日谢尔盖·埃夫伦被处决。过了不到三年，使茨维塔耶娃最为担忧的儿子格奥尔吉·埃夫伦于1944年初应征入伍，“去开辟自己的岁月的战役”，7月在白俄罗斯战线为祖国献出了他年仅十九岁的生命！

聊以告慰茨维塔耶娃英魂的是，她的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女儿阿 里阿德娜·埃夫伦，经过了十七年集中营和流放生活的磨难，终于在1956年重获自由，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献给母亲的未竟事业，整理、注释并出版母亲的遗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将近三十年的生活与文学活动的唯一最直接的见证人阿里阿德娜·埃夫伦却未能完成关于母亲的回忆录便于1975年谢世了。

我的诗覆满灰尘摆在书肆里，从前和现在都不曾有人问津！我那像琼浆玉液醉人的诗啊——总有一天会交上好运。这是茨维塔耶娃在踏上俄罗斯诗坛的最初日子里对自己的创作的预言，那时她刚满二十岁。后来每当有人问起她对自己的诗歌的看法时，她总是用以上所引的最后两行诗来回 答。她不幸而言中了！在长达三十余年的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她的诗在她的祖国非但无人问津，而且几乎有几代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茨维塔耶娃的诗开始“以这些迟到的和及时的馈赠装点祖国的诗坛”，“等待她的将是最高的荣誉”。(4)五十年来，不仅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版了她的大量作品和关于她的研究著作，她的祖国也出版了几十种她的作品选集和全集，每种的印数少则五万，多则二十五万。我们不难据以推算出读者的人数。她写的诗剧以及根据她的诗作改编的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不断被搬上舞台。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人为她的诗作谱写的乐曲被列为音乐会的保留节目。此外，俄罗斯各地还经常举办茨维塔耶娃诗歌朗诵会。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 天黄昏——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经历了整整一百年啊，　　我才最终迎来了你！今年，也就是2012年，是茨维塔耶娃诞辰一百二十年，茨维塔耶娃一生中不胜翘企的读者如今正追随着她的踪迹……

我的诗啊写得那样地早，
压根儿没想到——我竟成了诗人，
我的诗飘落，
像喷泉四射的水花，
像焰火飞溅的落英五彩缤纷，
我的诗像小鬼钻进了教——
那里幻梦萦绕，香火长焚，
我那抒写青春和死亡的——
那诗啊一直不曾有人歌吟！
我的诗覆满灰尘摆在书肆里，
从前和现在都不曾有人问津 我那像琼浆玉液醉人的诗啊——
总有一天会交上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