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2世纪后，黄河南侵入淮。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加之明清两代“蓄清刷黄”、“束水攻沙”治黄方略的实施，使淮阴以下淮河干流严重淤积，并在淮河中下游结合处造就了洪道型湖泊——洪泽湖。明清定都北京，每年需从江南调运几百万石漕粮，输送漕粮的京杭运河南北纵贯于黄淮之间。如黄河北决，则冲断山东段运河；东南冲决，则黄淮合流，危及淮扬运河和里下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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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代，黄河夺淮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淮河下游河道和洪泽湖的淤积日益严重，这使得黄、淮、运相交的南河一带形势更为复杂，并成为清zf的重点治理地区。为此，清代专设江南河道总督一职。江南河道总督地位的特殊性使得其与漕运总督、河东总督、两江总督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总随南河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此外还受南河总督能力、性情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河道总督及其与漕运总督的关系演变
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俱创设于明代。其中，漕运总督（简称督漕、总漕）设置较早，成立于景泰二年（1451），治所在江苏淮安，首任总漕为副都御史王竑〔1〕；20年后，即成化七年（1471）设河道总督（简称河督、总河），驻扎山东济宁，首任总河为工部侍郎王恕。

清顺治年间设总河一人负责黄、运两河事务，治所在山东济宁，首任河督杨方兴。康熙十六年（1677年），总河衙门由山东济宁迁至江苏淮安清江浦。这不仅反映了清初治河重心由治运保漕转向河、运并治，还表现出清zf对黄淮运交汇的南河河务的重视，所谓“河工自康熙中即趋重南河

河道总督驻扎清江浦（淮安），一旦河南武陟、中牟一带堤工有险，往往鞭长莫及。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设副总河，驻河南武陟，负责河南河务，以兵部左侍郎嵇曾筠为首任副总河。〔8〕康基田认为“此东河分治之始也”〔9〕。两年后，黄河险段由河南逐渐下移至山东，朝廷又将山东与河南接壤的曹县、定陶、单县、城武等处河务交由副总河管理。〔10〕雍正七年（1729）二月，谙练河务的齐苏勒去世，署理河道总督尹继善系新手。雍正恐其与副总河在河务管理上“有推诿掣肘之处”〔11〕，因命大学士及九卿内熟谙河务的江南籍官员寻求一条妥善之策。不久，大臣提议：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江南河道总督或南河总督），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提督军务（简称河东河道总督或河东总督），分别管理南北两河。遇有两河共涉之事，两位河督协商上奏。遇有险工，则一面抢修，一面相互知会。〔12〕总河则演变成南河总督，仍驻清江浦；副总河演变为河东总督，驻扎开封。“此三河分治之始也。明时以界连四省，不相统摄，令格不行，选风力大臣出镇，仍复纷如。至此画疆分治，仍咨询商榷，无畛域之分，事所以并治也”

雍正八年（1730），设直隶河道总督。为别于南河与东河（官方文书一般称之为“河东”），后人称之为北河。三河之名源于此。〔14〕至乾隆十四年（1749），直隶河务渐趋正轨，裁直隶总河，令直隶总督兼管河务。〔15〕此后，河务舞台上仅剩两位主角：南河总督与河东总督。
乾隆元年（1736），鉴于河道的不断变迁，“有病在上流而应于下流治之者，有病在下流而应于上流治之者”，而徐州又地“当南北之冲，为两河关键，最为紧要”，朝廷遂设南河副总河驻扎于此，负责徐州附近毛城铺等减水闸坝的启闭，并在险情时刻及时联络通知南河总督与东河总督。十五年后，南河总督吴璥因病免职，以副总河徐端任之。江南副总河一缺裁而不设

咸丰五年（1855），黄河自河南铜瓦厢改道，南河一带已无甚较大工程，南河总督的地位一落千丈。五年后，即咸丰十年（1860）六月，应御史薛书堂、侍郎宋晋等人的请求，以“官多阘冗，兵皆疲惰，虚费饷需”为由裁江南河道总督。〔17〕江南河道总督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淮河与洪泽湖的日渐淤垫，清代对河道总督的重视与倚任远胜于明。有清一代，不仅总河一职从未空而不设，且随河患的增多渐渐凌驾于总漕之上。康熙六十一年（1722），漕运总督施世纶病故，署理河道总督陈鹏年暂时署理漕运总督，而陈鹏年在其奏报中自称是这是遵惯例而行。〔18〕可知，康熙时以总河暂时代理总漕已成惯例。乾隆年间，这种惯例仍然存续着。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总漕杨锡绂病故，便由河臣暂代其职务。〔19〕纵观整个清代，总河代理总漕事务者很多，总漕兼辖总河的现象却很少。嘉、道年间，随着淮河中下游和洪泽湖的日渐淤高，漕粮的过淮、穿黄越来越难，漕运总督面对自身业务已是焦头烂额，兼任任重道远的河督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如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南河总督康基田请以总漕蒋兆奎暂代其职，以便赴京觐见，嘉庆以“蒋兆奎于本任漕务尚不能办理妥善，若再兼摄河务，焉能料理无误”〔20〕为由加以拒绝。

南河总督与两江总督间的关系演变
在清代官品上，两江总督授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南河总督则皆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21〕所以一般情况下，南河总督受制于两江总督。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乾隆三十年以前“总河事务，两江总督虽有兼辖之名，究非专责”。〔22〕此后不久，形势逆转，南河总督一再受制于两江总督。再后，南河总督又脱离两江总督而独立处理事务。总之，有清一代，随南河河务的变化以及河督自身素质的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此浮彼沉。两江总督“兼辖三省，事务綦繁”，为何还要参与河务？朝廷的本意在于让身负地方众望的两江总督协助河臣做好河务工作，所谓“河工与地方相为表里，必须督臣与河臣同心协力，方不致彼此掣肘”〔23〕。另外，必要时对南河总督的工作进行监督。由于清代前中期河工素称“肥差”，因而两江总督也乐于插手河务。

乾隆七年（1742）黄淮并涨导致的一场大水使得南河总督与两江总督之间的复杂关系浮现了出来。先是，两江总督德沛控告南河总督完颜伟差人将严禁开放的邵关坝秘密开放，并指使此人以异涨谎报。幸好完颜伟虽未将开坝之事预先知会德沛，却提前奏报了乾隆。虽然真相大白，但乾隆敏锐地感到督臣与河臣之间“不能和衷”共事，因派大学士高斌、侍郎周学健等人前往协调。〔24〕协调大臣的干预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久，德沛又联合江苏巡抚陈大受控告完颜伟不懂河务，在本不该闭坝时闭坝，又不尽心备料，致使古沟冲决后无料抢筑。然而，完颜伟不久即将古沟决口堵闭，德沛的参奏再次失实。〔25〕江南乃王朝财税之区，在河防尚多未竟、险工在在所是之际，作为地方官的德沛不仅不配合河臣，反倒百般刁难，后果殊为可虞。八年（1743）二月，乾隆以尹继善代替德沛为两江总督。〔26〕德沛的失势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此时南河总督地位的重要性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

乾隆中后期，南河总督大多庸碌无能，逐渐受制于两江总督。先是南河总督富赫勒对于河务“漫无实在整顿”〔27〕。随后的河督爱必达又系新手，不敢放心倚任。再后的河督庄有恭则难以独立承担河务大事。无奈之下，只好以两江总督尹继善兼管河务。乾隆三十年（1765），李宏出任南河总督，属下道厅等官员多为其“旧时同寅”，乾隆深恐他们相互瞻徇，于是让久任南河的两江总督高晋兼理“所有南河总河事务”〔28〕。是年八月，高晋制定两江总督与南河总督应行会同办理事宜章程：①官员的选拔题补须与督臣商定；②工程所用钱粮须详报督臣核查；③各厅所用所存料物、工程水势情形须通报督臣。〔29〕“自此两江总督兼河务遂为例”〔30〕。与康熙三十一年（1692）制定的钱粮之责由总河会同总督考核、其余总河自行处理的规章相比，〔31〕两江总督的权限扩大了许多。

乾隆三十三年（1770），办事干练的漕运总督杨锡绂去世。继任的两位总漕一不久病故，一因过去职。朝廷一时不得其人，便由两江总督高晋兼任总漕一职。时正值漕船过淮之际，朝廷特准高晋将其两江总督的事务携至总漕衙门所在地淮安办理。〔32〕自此，除河务外，两江总督开始参与漕务。
武同举曾对乾隆朝两江总督与南河总督间的关系演变进行过总结：“乾隆以前，江南督抚兼管河务，大权仍归总河主持。及至乾隆朝，江督大权浸浸驾总河之上，巡抚无权。嗣是沿以为例。查乾隆中任江督者，八年（1743）尹继善任；三十年（1765）高晋任；四十四年（1779）萨载任；五十一年（1786）李世杰任；五十二年（1787）书麟任；五十五年（1790）孙士毅任；五十六年（1791）书麟再任；五十九年（1794）苏凌阿任。按：尹继善于十八、九年兼理南河总督

此后，淮河中下游与洪泽湖的淤垫日甚一日。“漕事孔亟而河决频仍，先后诸河臣实不能不受其咎”〔40〕。因而，不惟督臣不愿兼管河务，南河总督之职也由“抢手”变为“烫手”。身处深宫的嘉庆也感受到这种变化，感慨道：“河工敝坏已极，正当办理棘手之时，人人视为畏途。”〔41〕嘉庆十五年（1810），任命浙江巡抚蒋攸铦为南河总督，然而蒋先是以“未谙河工”为由，婉转推辞。未获批准，再次题请。嘉庆只好代之以河东总督陈凤翔。〔42〕即便走马上任的河督也不再奢存“河务大治”的宏愿，惟求不漫决、不阻漕。然而，这一小小目标也很难达到。面对河务的日益糜烂，河臣六神无主，往往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嘉庆九年（1804）皇帝对姜晟等人的斥责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河臣这种神态：“数日来，姜晟等竟亦一筹莫展，茫无把握，不过株守河干，坐待水落。”〔43〕
面对河务的敝坏和河督的无能，一些有责任感的两江总督挺身而出，指点河务。如百龄出任两江总督后，“筹办河工，悉心经理，不避嫌怨”。〔44〕“河、漕诸帅专拱手受成”〔45〕。两江总督松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先是于嘉庆十五年（1810）正月奏请引沁入卫济运。〔46〕十一月，又向嘉庆密报河督吴璥、徐端等有虚报工程费用的嫌疑，并自请降调为总河，以便查核。〔47〕在人人视河务为畏途之际，身任两江总督的松筠反倒锐意自任，这让嘉庆深为感动，不久谕令松筠兼任南河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