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当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 By 颜宁

倒是一位在新西兰、英国等几个国家学习工作过，最后娶了瑞典太太到瑞典定居工作的同事感同身受地理解我的诧异，耐心地给我讲历史。瑞典的男女平等也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上世纪60年代忽如一夜春风来，一下子就改变了。具体什么原因，他没有特别研究，但听其太太说，是通过立法保障男女平等的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而不是只照顾某一性别）。他特别提到一项政策：一对夫妇有新生儿之后，父母都可以享受最长可达480天的产假。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举措，但这一条让我想起自己在今年3月和5月的两次“女性科学家”恳谈会/论坛上反复提出的呼吁：请赋予父亲们休产假的权利！（非常认真诚恳，完全没有任何调侃意味。但是，好吧，我承认这个提议的初衷就是保障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事业诉求与事业发展连贯性）。

这个说法是基于如下的观察：生物学界的性别失衡发生在博士毕业、博后结束、独立事业开始的时期。 过去7年，我每年参加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果纯粹以应试者的成绩、现场表现，也许我们录取的70%都应该是女孩子。为了不使两性比例失衡太大，我们只得尽量做到一半一半。进入实验室做科研，不论是需要脑力还是体力的实验，女孩子们从未落下风。在我认识的群体中，在高质量的科研论文中，女性第一作者占到一半或以上。好，博士答辩顺利通过了，经过博士后训练，开始求职，Duang~分化产生了！

不论是求职还是最终应聘，到了PI这个阶段，女性比例锐减！举个例子，中国最好的高校（在我心中没有之一）的生命科学院，近70位PI，猜猜几位是女性？准备好了么？对，你没看错，其官方网页显示只有3位（亏我还一直以为是5位！看来有浓重系友情结的我，真的需要赶紧转院挽救一下颜面了）。清华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还好，33位PI里有9位女性，占到了将近30%；可是药学系却是14位凑成“少林寺”，生医工程系是22位里面只有3位女PI，这样算下来医学院所有PI的女性比例依旧不足20%。 咻~~让我喘口气。这是第一次认真地统计我身边的女性PI比例，我必须承认，我震惊了！可是仔细想想，又不能说这是性别歧视，因为我自己也参加PI招聘，我们收到的申请中女性本就寥寥无几。

那么为何在独立事业开始的阶段，性别分化如此之大？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该归咎于社会因素、家庭因素、还是个人因素。一个现实是：博士生毕业、博士后结束的年龄恰恰是许多女性结婚生子的时期。也许婚姻并不会影响事业太多，但怀孕至哺育这一阶段却可能是一位母亲不得不降低事业追求回归家庭的时期，于是，天平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倾斜。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是人生道路的分岔口，是要压力山大地独立领导实验室，还是找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甚至做全职太太？这个问题需要女性们自己作答。

如果说这些全然是女孩子们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任何抱怨，我自然完全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必要。但是每次座谈聊天，我听到的反馈是，年轻女同事们并非没有苦恼。女性凭什么既要做贤妻良母，又要做先进工作者？社会不能既鼓励女孩子们自尊自强自立，又要求她们两手都要抓，给她们比男性更多的家庭负担，这对女性不公平！当人类摆脱了农耕社会、重工业也不再是主流，很多职业已经完全没有性别优势，女性可以轻而易举地支持自己甚至一个家庭的富足生活。那在这种经济体中，为何还要女性在家庭管理上自觉承担，在事业上一味支持丈夫发展？育儿角色不能分担，但是分担家务、分担养儿的义务，同等地追求事业发展，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女性具有天生的母性，基因决定女性会更重视家庭。但是，瑞典社会的现状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有合理的法规、合理的政策，女科学家占半数可以变成新常态。

今年之前，对于各种“女科学家”活动，我其实是拒绝的，因为我不喜欢自己被贴上任何标签，我只相信实力，无关性别、年龄的实力（年龄歧视以后再写，我从未经历性别歧视，却切切实实感受年龄歧视）。但是，当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于是我开始参与到支持青年女科学家的各种活动中。毕竟，占了研究生总数一大半的女孩子放眼四顾，当看到的导师们都是据说不会哭的XY染色体族群的时候，她们的信心与人生规划难免不受影响。所以，在我组织的“水木清华”学术论坛中，除了一两位之外，全部是优秀的女性科学家。她们用自己杰出的工作告诉女孩子：女科学家，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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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物理和数学的科研工作男性是优势显著的，生物和化学其实男女差距不大，我是这么觉得的

消除刻板映像会使很多有才能的女孩更好地发挥数学上的优势，但是女性总的来讲依旧不能跟男的比，就像女的学外语学艺术学文学就是比男的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