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 /八月长安
我始终记得初中一年级下学期那个六月的下午。
语文老师拿着一摞批改好的作文走进教室,例行地将所有得到“优”的同学的名字念了一遍。她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坐在我身后的一个胖乎乎的男生,暂且叫他八戒。八戒从来没有在语文课上得到过这种殊荣,难免很兴奋,这种亢奋的状态让他激动地在后面扭来扭去,笑逐颜开,直到语文老师把所有的名字念完,叹口气说,八戒,我是按照“优”中从差到好的顺序念的,你能平静一下吗?
后来每次八戒在我背后揪我辫子的时候我都会转过去叹口气对他说八戒你能平静一下吗,屡试不爽。
语文老师打击完了八戒,就开始讲课,让大家齐声背诵文言文。朗朗背诵声中她走到我的旁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写得不错,不过以后别想这么多了。
14岁的我第一次被人评价为“想太多”。
我的确算是个心智有点早熟的姑娘,但是小学老师的评价往往是“心眼太多,心计深”。
小学老师们不喜欢孩子有想法。她们无法区分善良的想法和恶毒的想法,粗暴地将所有的想法归为同一个贬义词,叫做心计。
就像是洪水开了闸。“想太多”这个评价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之后就伴随了我十年多。每当我开始讲话,讲到对方无法回应,他们就会说,别想太多。
想太多是我存在的主要特征。这种劝慰就是对我徒劳的抹杀。
语文老师这个冷冰冰的女人有着很多恶趣味,那个六月她出的作文题目也很奇怪——“请谈一谈你升入初中以来的感受”。她说,反正是一个随便的题目,你们就随便写吧。于是这一次的作文我没有选择用张海迪和司马迁这些人在卷面上码白菜。
那篇作文,我写了另一个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