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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茂莉：中国农业发展始终依循两条道路前行，一条以广度开发为主，主要体现在耕地扩展，历史时期基本经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平原到山区，从中原地区到边疆的扩展过程；另一条则为深度开发，主要体现在农业技术的提升、农作物复种制度的出现，以及高产作物的引进，无疑玉米、甘薯属于最重要的高产作物。
高产作物引入中国，对于近300年以来社会进步与人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究竟有多大？玉米、甘薯未引进之前，南方水稻，北方旱地作物粟、黍、冬小麦以及高粱拥有用地与产量的优势，玉米、甘薯传入中国经历了两三百年的传播与环境选择，至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的统计中，留下这样的占地比例，就玉米而言，其中安徽、察哈尔、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江苏、江西、宁夏、热河、山东、绥远、云南、浙江占地比例很低，几乎视作零，甘肃占地6.5%、广西17.2%、河北15%、黑龙江5.3%、湖北10.7%、湖南3.9%、吉林5.4%、辽宁12.6%、山西5.4%、陕西11.3%、四川13.2%、新疆19.2%，全国仅7个省玉米占地面积在农田总量中超过10%，但也没超过20%。就甘薯而言，察哈尔、宁夏、青海、甘肃、山西占地面积近于零，其他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贵州、云南占地为1%，江苏、湖北、浙江占地2%，江西、广东占地3%，湖南占地5%，福建、广西占地6%。所有这些统计说明，尽管玉米、甘薯传入中国，对农业、人口均起到重要作用，但从没有达到绝对优势，那些传统粮食作物依然是农作物中的主流，因此将康乾盛世归功于南美作物，这一提法缺乏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