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成德与魏博的意义
渡边孝先生是第一位将成德与魏博的权力构造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在他看来，成德军事结构的主导权在“大将”，而魏博则是作为“军士”整体的牙军集团。承袭安史叛军以来的传统，成德的宿将人数多、威望重，世袭与彼此间的联姻关系是其巩固势力的重要手段。与之相对，成德的兵士层却可能不断经历着新陈代谢。因此，成德是一个“将”与“兵”的地位悬殊的社会。或可说，成德的历任节帅本身也是将领伙伴集团中的一员。魏博的牙军本是以征募当地农民而形成的亲卫军，不过，其随后很快就转化为以“丰给厚赐”为利益主旨的雇佣兵集团。地域意识强烈、“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是魏博牙军的主要特点。而藩帅拥立与魏博自立的主体就是这样一个兵士集团。
上文有关魏博的研究，对渡边孝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修正。首先，我赞同渡边氏关于成德的论述。成德的军事构造从李宝臣时代就已奠定，并且，这种构造直接承袭自安史集团，又终成德之世始终没有改变。不过在我看来，魏博的军事构造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形成以牙军为主导的格局的。尽管田承嗣的创立牙军为此后后者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但这只是魏博军事基础与传统不如成德的一个反映，这使得田承嗣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直属于藩帅的亲卫部队，而创立牙军最初的目的也许只是为了“自卫”。至于魏博军事的基本构造，其实在最初和成德一样，因为魏博毕竟也是由安史降将与安史旧部为基础建立的藩镇。这就是为什么在元和七年（812），宪宗在田季安死后意欲经营魏博时李绛所说的：
凡河南河北叛涣之地，事体大同，惧部下诸将有权，恐得便图己，各令均管兵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敌权均，为变不得。若广与诸将计会，则必谋泄不同；若一将为变，自然兵少不济，以此相制，先动不得，此是贼中之制置，于事为便。加以酷诛重购，故无敢发意者。

因为在元和七年左右这样一个依旧由田氏统治的时代，魏博的权力结构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魏博牙军势力的抬头，并逐渐占据主导权，是从田弘正时代开始的。田弘正到田布，可能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在随后的史氏和何氏的时代，魏博的将领，尤其是粟特集团的将领看来仍旧有一定势力。不过粟特将领得以跻身魏博上层，最初也可能正是借着魏博发展牙军的契机，以及旧将的退出。但何全皞之后，将领层就再也无法对魏博政局造成影响了，牙军开始完全把持魏博。而到了这一时期，节帅就不得不通过设置更为亲信的私兵作为新的“自卫”部队与驻守牙城的牙军对峙，甚至不惜动用外镇或州兵的力量来威慑和挑战作为魏博征战核心的牙军。也就是说，魏博牙军的势力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壮大的，而与牙军势力发展相对，魏博将领的影响力却在日益下降。其导致的结果便是魏博节帅的人选由诸将拥护的田氏一族，变为由牙军拥立的田氏大将，再到牙军推选出来的粟特将领，然后是魏博本地的军校，最后则是与兵士身份所差无几、世仕魏州的罗弘信。魏博藩帅更替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藩帅身份差异，正是将领地位下降与牙军势力崛起最好的表征。

不过就历史的角度来说，魏博的这种权力构造相对成德而言，也许更具有时代的意义，因为我们已在其中，隐约看到了未来北宋军队中央化的某些特征。宋人尹源在其《叙兵》一文中说道：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
尹源的论说纵然未必完全正确，因为“骄兵”在唐代其实已经存在，但他的说法或许正提醒我们，在宋代已成为一种普遍情形的“骄兵”，在唐代，其实还只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一种军事现象。

完~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