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族与少数民族
就历史实事而论,汉族与少数民族实际上是大体同源,融合同化程度的差异,造成了后来套用民族学观念架构的有色眼镜产生的族属分别。其实,未经民族识别就简单认定的所谓汉族,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只是一个多种来源的人群的同化或融合体。不以汉为一族,是认识和化解中国民族难题的关键所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强划民族,又顾忌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所以讳言历史上的同化问题。其实此举大可不必,没有同化,何来经由同化而成的所谓汉族。当然,历史上的同化,并不等于汉化,更不是后来汉族的文化与种族强制,而是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将众多来源各异的人群合为一体。就此而论,也可以说融合更为恰当。
一般而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分别,就是同一人群的同化程度不一而已,同化程度高的,在历史上即被指称或自认为汉人;反之,则有各种不同的他指或自称。就此而论,融合而成的汉实为一“大杂种”,血缘上与其他少数民族并没有截然的分别。历史上的汉意识开始主要是被指称,而且含有贬义,【注&关键词:汉作为一个今天意义上的汉族族属的代称最开始以贬义出现,最早应该是在明清之际。】后来逐渐自我认同,只是指称和认同的范围历代有别。至少到元代,依据实施统治的时间顺序划分的汉人与南人,仍未以汉作为族属的统称。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区域内,也曾出现过胡化取向,与近代的西化相近似。在近代民族主义流行的背景下,受异族统治差别待遇而萌生的自我汉意识急剧膨胀,以文化论种族变为以种族论文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重视文野之判转而强调血缘种姓,来源复杂、只有模糊笼统近似性的所谓汉人,被统一认作汉族或以汉族自居,本来是凝聚向心力的汉,开始具有族属的排他性。
虽然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种族观念的萌生关系密切,民族问题主要还是文化分别而非种族差异。以文化之别论种族之分,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文化,相反,融汇不同文化而来的所谓汉文化,对于各种文化同样有着很强的吸收融合力,并不以来源有别为取舍标准。细数中国的文物、宗教,大都多来自域外。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有过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其中主要还是各教之间的冲突),大体而言,儒释道耶可以相安共处,在世界历史上堪称异例。尤其是唐宋以来所谓三教合流,使得中国的理性思维能力大幅度提升,所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外在的物事,而是文化的内核。朱熹等人的取珠还椟,正是尽量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与不忘本来文化之地位的体现。至于近代以来,各种典章制度早已是西体中用。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并非汉族意识的体现,更不能用近代民族观念加以解释。
汉的历史意义由被贬称斥指到自信自尊的转化,从“汉奸”的所指前后截然不同可见一斑。汉奸一词,虽然明代已经偶尔出现,普遍使用却是清代。依据现有文献提供的证据,汉奸的意涵指向本来主要是清廷用来指斥勾结内外夷人反清的汉人,开始指清中叶以前进入苗疆等地的汉人,后来则指鸦片战争时期帮助英军的华人。其时来到广东的钦差大臣惊呼“粤人皆汉奸”,并非有意污蔑全体粤人,而是惊骇于帮助英军的不少是华人。其后,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逐渐有转而指斥向外国出卖中国利益者的趋向。直到辛亥时期,在反满宣传中,汉奸的意思才转变成汉人概称那些帮助清朝为虎作伥的同属奸佞。而这时满人已经不再用这一名词来指称勾结内外夷人反清的汉人,主客体刚好乾坤颠倒。
清朝满汉分治,使得汉人意识到相互之间具有共同性,又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产生广泛认同。清代遗留的民族问题绝不仅此而已。就现有认识而论,所谓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基本定型于清代;满族为保持其族性,以及维系与蒙、藏的特殊关系,虽然接受中原文化,又有制度与观念的分别。如旗民分治,旗人包括满蒙汉,并非民族划分。可是差别待遇导致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使得反满情绪高涨。同时,差别待遇一方面促进满人接受汉文化,另一方面却延缓了同化与融合的进程,共存而不相安,王朝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最终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激起滔天巨澜。
既然汉不为一族,汉与其他非汉民族的界限也就不复存在,相对于汉的所谓少数民族亦不能成立。不过,少数民族概念的形成与流变,不仅是汉人如何看待其他民族的问题。晚清民国时期,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其他各族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强化与扩张。苗、蒙、藏、回等均出现程度不同的重塑历史及族属统一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扩张势力范围,以便扩大自身的权利。与之相应,形成相反相成的两种趋向,或是向心以争取权利地位,或是离心以要求自治独立,使得近代中国的所谓民族关系空前错综复杂。还有一些同化程度高的人士或群体,则认为强行固定族属正是一种汉族至上的偏见甚至歧视,仍然延续中国固有的融合路径。研治少数民族历史,不轻信汉人的历史记录固然有其道理,可是不假思索地相信所谓各族的记述,不能同样地疑而过,尤其是没有注意到所指的时代与所出的时代之间说法内容是否吻合,如何演变,就未免偏信则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