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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我在国内局势极度动荡的时期从巴黎回到上海。游轮刚靠岸便看见沈映年的车，我是瞒着父亲回来的。司机帮我打开车门，他坐在车内看最新的战事报道，看也没看我一眼。
只是问了一句：国内这么乱，怎么想回来了。我说：没有想过为什么。
车子在码头缓缓的行驶，我看着过往的景色与建筑，都变了。虽然繁华依旧，但却是虚有其表。大批学生示威游行，汽车不得不停下。我在人群中看见许多跟我年纪差不多大小穿着白衬衫蓝布裙的女学生，没想到上海的革命事业已经渗透到了新一代人地身上。沈映年放下报纸，问我，是不是觉得很惊讶。我说，我没有想到马克思思想已近渗透到了新一代人地身上。
他点点头说，是啊，革命需要有思想的人。汽车足足停留了将近半个小时之后才重新行驶在街道上面，又迅速停留在黎公馆门前。我终于回来了！沈映年说，下车吧。
我走进家，佣人们先是诧异随后又高兴起来，是二小姐回来了。我不予理会，高兴的跑进父亲的洋楼，却不见父亲的身影。我的心情很失落。来到前厅却看见三姨太跟淼淼，我一向不喜欢三姨太，她自然也视我为眼中钉。就在两年前让我出国的这件事情上被父亲训斥伤怀，连累了淼淼。不等她说话，我便问她父亲呢？她谄媚道，沐沐啊，你还记得你有个父亲啊，我还以为你出国两年连你姓什么都忘了呢。我不耐烦的甩给她一句，父亲到底在哪里。
她也不悦道，黎沐，不要以为喝了两年洋墨水就可以目无尊长。你难道忘了吗，老爷一向喜欢礼仪周全的人。我问淼淼，淼淼你告诉我父亲在哪里。淼淼只有16岁，足足比我小4岁。做起事来畏畏缩缩的，家里众多孩子就数她最不像父亲。她看了看三姨太，小声的说道，在医院。父亲怎么怎么会在医院呢？我想不明白，父亲身体一向硬朗，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我的眼泪就要落下来了，我跑出去。沈映年还没有走，他的车还停在黎公馆门口，他看见我泪如雨下紧张的问我，怎么了。我擦干眼泪冲他微笑，送我去医院好吗。他点点头。他应该知道家里的事情。我问他，父亲怎么了？他顿了顿，你自己问他吧。我们不再说话了。
沈映年陪我一起进了病房，我看见父亲躺在病床上，鬓上生了几许白发。戴着眼镜看着报纸，桌上还有一份厚厚的资料。大太太慈祥的看着他，是不是很多年之前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子注视着他的呢？我声音不自觉的颤抖着，父亲！他愣愣，抬头看我，沐沐？我跑到病床前，内心无比激动，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又一颗的落下来。沈映年站在我的背后，搂住了我颤戾的肩膀。大太太是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她面色祥和的轻声安慰我，好了沐沐，回来了就该高高兴兴的。可是父亲也很激动，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直重复着一句话。回来了好啊！

那天下午，父亲跟我说了很多。原来，哥哥为了革命事业以性命要挟父亲。他是黎家的长子嫡孙，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现在他走了。我自然要扛起一切，我肩膀上的责任又重了一份。沈映年以拥抱来安慰我不安的心绪，他说，我会陪你渡过难关的。那年我只有二十岁，所有对爱情的渴望只能化成对家族事业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