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对人的关注还表现在人的价值正曰益从殷周神学观、天命观中突显出来，人们评价事物的标准正由神的标准向人的标准转化。一切灾祸出现之根源不在天上，而是由人自身造成的。“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沓背憎，职竞由人。”[20]此外，周代思想家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人”有关的重要命题，如“知人则哲，安民则惠，”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用康保民，”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这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发展初期人学思想的萌芽以及朴素的人学命题的提出，不仅表明西周时期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在联结夏殷文化与春秋战国文化中所起的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未来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思想的生成和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政治伦理化以及伦理政治化倾向，等等，都可以从西周的思想观念中寻找到其价值源头。

三、春秋中晚期：人的凸显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53年）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期和转型期。西周末期，随着小农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殷周以来确立的宗法等级政治制度体制及周礼规定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周天子“家天下”的统治秩序被打乱。

这些理论学说涉及范围非常之广，但从广义上说，是对传统神人关系的新的理性思考。这一理性思考沿着两条思维路径展开：就对传统神学思想体系的否定来说，表现为无神论思潮的出现；就对人及人事的重视和肯定来说，表现为人本主义思潮（或称“以人为本”思潮）的出现。两个问题不是平行并列关系，而是呈互补性结构关系，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正是集中体现了春秋时期人文思潮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导致了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的重大突破，完成了春秋时期价值观的根本转向。

殷周以来建立起来的神学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蕴涵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即神的虚幻性与人的现实性的矛盾。随着春秋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一矛盾冲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可调和，无神论思潮的出现，正是这一内在矛盾冲突产生、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通过《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历史文献的记载，便可以窥见殷周时期对天命鬼神的崇信程度。所不同的是，殷人每事必求神问卜，“先鬼而后礼。”而周人则较为理性地对待鬼神，“事敬鬼神而远之”。历史进入春秋时期，随着人的理性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及对自然外界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固有的天命价值观发生了裂变，天命鬼神从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人们可怨可恨可评说可怀疑的对象。

为了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晋国的史墨明确指出，自古至今，没有常奉的国家，也没有常位的君臣.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就像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那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鬼神对此也无可奈何。过去人们认为吉凶祸福来自天命鬼神，而楚国的斗廉却认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21]用反问的方式表示了吉凶祸福与天命鬼神无关，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春秋时期的大变革，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性，仲几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22]宋国罪大之原因就在于以鬼神为是非，而忽视了人的存在。当时的虢国多以神事为重，周内史便断言，由于虢国“虐而听于神”，“虢必亡矣”[23]随国大夫季梁继承和发挥了西周初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进步思想，提出了“民为神之主”的口号，并得出了“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结论。

虢国的史嚣比季梁更进一步看到了人的作用和力量，他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25]统治者若以民之是非为是非，国家就会兴盛；反之，统治者若一昧听信于鬼神，国家就会衰亡。在这里把是听信于民还是听信于神作为国家兴衰存亡的依据，并明确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史嚣看来，神是“聪明正直而壹者”，它要通过人的力量表现出来，要“依人而行”，立国之根本在于修政而安民，“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通过这一系列言论的征引，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潮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神的地位的下降和人的地位的上升，在神人关系问题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在天人关系上，春秋时期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理论突破。《诗经》中已微露出天人相分思想的萌芽，（可参见《诗经·小雅·雨无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等篇）春秋时期，这种思想在周内史叔兴、郑子产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针对宋襄公就陨石坠于宋、 鸟退而飞等现象的发问，叔兴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26]这几句话看似简单，却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它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阴阳变化与人的吉凶祸福无关；同时指出应从人自身去寻找吉凶祸福的原因，这就把阴阳观念运用于天人关系，不仅排除了人格神之天对人事的干预，而且对外界自然现象也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从而否定了自殷周以来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把自然、社会现象与所谓的吉凶祸福相比附的神秘主义观点。

叔兴之后，郑子产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区分了天道和人道。在与梓慎、裨灶关于一次火灾后的论争中，子产明确提出了一个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命题，“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27]叔兴与子产两个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观念的最终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天人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观念的确立，为还原“天”之自然本性，彻底摆脱人格神之天的影响和束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迨及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这一思想不但得以系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具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际价值。

通过对殷周至春秋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神人关系之演进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人学思想出现之前，在神人关系系统中，人经历了从“无我”走向“自我”，从“隐”至“显”，从“无主体性”到“自我发现”的漫长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人的自我发现和价值自觉为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孔子人学思想的确立，正是殷周以来由“神性至尊”到“人的价值凸显”的思想演进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此以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其悠久漫长的生长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