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三楼)很多行为,其合理性没有办法静态地去构建,只能从演化的角度去理解。威尔逊在其《社会生物学》中举过一个例子,工蚁,它们本身是不繁殖后代的,但是这种明显的个体非理性行为,为什么不仅没有被自然选择淘汰,而且成为蚁群的普遍现象呢?原因是,这种个体层面的非理性恰好是群体层面的理性,恰好符合演化理性。在人类社会中也有大量的佐证,比如战争年代那些为国牺牲的人。如果每个人都是个体理性的,结果就是整个国家的灭亡,相反,如果每个人都去战场抛头颅洒热血,国家反而能够延存。正是这种演化理性,带领人们走出困境。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演化理性不仅仅通过基因作用于人的行为,更通过文化。动物是没有文化的,动物的育雏行为完全是一种天性,是一种演化赋予的非条件反射。而人不同,人的行为深深地受到文化的影响。回顾一下我们的文化,比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背后隐含的合理性,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要去分散化风险,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文化都被长久地储存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之中。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讲的这个道理,特定的经济水平对应着特定的演化理性,进而形成特定的文化,影响着人的行为。
再回到经济学本身。人们常常忽略这一点:经济学中的理性,指的是“有理由可循的”,而非“理智程度高的”。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人类有动机、有目的的行动,而不否认在实现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理智水平的约束。现在,有很多行为学的研究者,批判经济学,想再弄出一套研究非理性行为的理论去取代经济学。我觉得,这条路走偏了。人的行为中,存在大量似乎是“没有原因可循”的行为,然而,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真的没有原因,而是其原因无法通过构建探知,而只能从演化的角度去理解,这便是哈耶克所说的演化理性。将演化理性纳入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其实经济人并不是一种假设,而是一种逻辑前提)中去,经济学和所谓的行为经济才会实现融合。毕竟,经济学是一门通过方法论而非研究领域定义的科学,是工具,而不是果实,这也是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
推荐一本书,汪丁丁的《行为经济学讲义》。这位学者的知识结构非常难得,推荐大家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