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所率的军队是南宋朝廷的正规军，其称呼曾有变动。例如建炎四年，南宋将自己的正规部队改称为神武军，番号分为前后左中右，岳飞所部的正式名称是“神武后军”；绍兴五年南宋又将神武军改称为行营护军，于是岳飞所部就是“行营后护军”。其余部队情况相同，行营中护军被称为张家军，行营前护军即韩家军、行营左护军是刘家军，行营右护军就是吴家军。这些称呼只是惯称，和部队的所属毫无关系。

北宋一百六十多年，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战争，澶渊之盟后，宋辽交好百年，两边的军备都废弛的厉害，一百多年的时间，就没打过像样的仗，国家承平日久，自然会危机遍布。
然而北宋这边还是在接连不断地搞政治斗争，那些文学大家，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之类，哪一个不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然而他们在政治上的理念分歧很大，也是互相整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在贬官某地后所写的佳作，比如范仲淹贬官后写成《岳阳楼记》，王安石贬官后写成《泊船瓜洲》，苏轼贬官后写成《江城子· 密州出猎》，司马光自贬后编成《资治通鉴》，他们虽然互相整，但没有把对方往死里整，往往贬官后还能再回京重用，最倒霉摧的就是苏轼一生四遭贬官。
北宋的经济文化很繁荣，那真是一个武将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百姓以当兵为耻，以读书为荣。
所谓太平盛世则鄙军，危机乱世则拥军，想必就是这个道理。
时间就这么到了公元1126年，就是那次历史上著名的事件——靖康之变。
说实话，靖康之变是一场意外，就连金人自己都没有料想到战事进展能这么顺利，同时，靖康之变早有先兆，北面的辽国已经被气势如虹的金国灭了，兵锋之下，岂有完卵，金兵乘势攻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靖康之变，掳走的不仅仅是那些皇族，还有当时全国最顶尖的那些治国精英，他们被掳走，其实也就相当于宋朝的文脉断了，南宋的朝廷可以重建，皇帝可以重找，但是这文脉，那是重建不起来的，既然文脉已断，那就只能再造文脉，然而，再造文脉的这个人，并不是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的大家，而是秦桧这样的奸臣小人，可想而知，南宋后期的政治氛围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那些我们熟知的奸臣，如史弥远、贾似道都是秦桧一脉相承的，他们延续的不是北宋的文脉，而是秦桧这个奸臣的文脉，然后有样学样，陷害忠良，惑君误国。

南宋守卫襄阳几十年，守将吕文焕竭力布防，抵抗蒙古进攻，蒙古几十年都没有攻下来，刘整投降后，建议忽必烈从水路进攻，吕文焕困守孤城，奋力抗敌，但仍以失败告终。
公元1273年，襄阳失守，吕文焕投降元朝，可以说，吕文焕已经是为国尽忠了，战斗到了最后，就差一死以明志了。
然而，像刘整、吕文焕这样的名将，在投降前那是绝对的民族英雄，在投降后又成为了绝对的带路党，他们为元朝献计献策，一直到彻底灭亡南宋，其中吕文焕还支持过忽必烈的远征日本计划，算是最早的抗日志士吧。
他们的投降，不是因为贪生怕死，也不是贪图荣华富贵，他们心中有理想，也有气节，但是这一切对国家和民族的抱负，都葬送在了那些奸臣手中，他们被逼的没有活路，看着百姓受苦，朝廷昏聩，想必他们也是对南宋政权绝望了，要不也不会在投降后，那么卖力地为灭亡南宋献计献策，当他们看着这个自己曾经用生命捍卫过的政权灭亡时，想必他们的内心感受也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客观来看，南宋灭亡的结局是改变不了的，蒙古帝国已经征服了大半个人类已知的世界，是在用全世界的资源来攻打南宋，即使刘整、吕文焕不投降，也就是多守十几年而已，等到蒙古帝国将战略资源集结完毕，灭亡南宋也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上，南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南宋是在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进攻最久的政权，公元1279年，北亚、中亚、西亚、东欧都已经亡国蒙古几十年，当最后一个南宋人投海殉国时，他已经能够对得起自己的祖国。

政治不行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南宋虽然地方军团实力极强，比如岳家军，韩家军，川陕军团等等，但那是为了自己地盘和理想拼命，一旦组织成一个整体就不行，比如历次北伐。经济强盛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人都不愿意拼命了。对于已经开始海外资产配置的南宋地主阶级来说，一旦金元来犯，为了个人利益，当然出人出钱，拼死抵抗。但如果北伐，一要出军费，二是打输了，敌人来一波说不定老巢都没了，打赢了还得出钱救济灾民，怎么都不划算。人拿，没钱的时候可以共同奋斗，有钱了就会贪图享乐，这也是南宋政治腐败的一个原因。你看元朝灭亡时，那几个汗国，有几个来救的？所以，还得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什么东西交给市场解决总会存在外部效应，宏观调控能力非常重要。
南宋后勤统筹问题，要么是统筹全局的人水平不行，要么就是政敌故意使绊子，军队行军与后勤保障总是同步不了，最常见的就是前面的兵饿着肚子最后战死崩溃，然后后勤才送到，敌人顺手笑纳，和国军送钱送装备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