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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笑！又是这种早就被驳烂了的弱智蠢话。“时宪书”三字直接证明你的“康熙时期三脂一靖四大原版”完全是胡编乱造，子虚乌有！
郑无极：
《时宪书》是清朝自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才开始颁行天下的官定正朔历日。由《时宪书》而衍生来的泛指历朝历代之正朔历日的“时宪书”一词，也产生于乾隆元年之后，比作为乾隆正朔历日的《时宪书》本身还要出现得晚！因此，《红楼梦》中出现“时宪书”一词，对于民族主义索隐派提出的一切顺、康谬论，都具有一击毙命的巨大杀伤力。自笔者撰写《“时宪书”三字足以秒杀一切索隐派谬论！》一文以后，民族主义索隐派在“时宪书”的问题上竭尽狡辩之能事，但这些狡辩之词均不堪一击，笔者很轻易地就能将其驳倒。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迄今为止，民族主义索隐派举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乾隆元年之前存在“时宪书”一词！民族主义索隐派比较常见的一种狡辩之术，就是拿乾隆元年之后的各类文献、电子书目中的错误写法，来冒充乾隆元年之前的记述。而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总是不难被人抓住破绽。譬如，有民族主义索隐派从百度上搜到一句“大清顺治三年岁次丙戌时宪书”，便慌不择言地宣称顺治三年有所谓的“时宪书”，却连原书的封面照片都不能提供一张。而核对有关文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广超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库看到顺治三年藏本，却叫做《大清顺治三年岁次丙戌时宪历》，并非所谓的“大清顺治三年岁次丙戌时宪书”！这就完全可以证明民族主义索隐派所提供的东西，仅仅是现代人错误输入的电子书目而已！同理，民族主义索隐派从百度上搜到“大清顺治七年七政经纬躔度时宪书”之类的东西，核对以《清世祖实录》，结果人家原文写的是“颁顺治七年时宪历”，而非“颁顺治七年时宪书”，这也可以证明所谓的“大清顺治七年七政经纬躔度时宪书”之类的东西，亦不过是现代人错误输入的电子书目！再一点，还曾有民族主义索隐派拿《清会典事例》中的一句“康熙三十二年定，颁时宪书于内札萨克科尔沁等二十四部落”来说事，以为是找到了乾隆以前存在“时宪书”的所谓“证据”。但事实又如何？所谓的《清会典事例》不过是乾隆以后修成的书籍。清代一共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修过《清会典》。但康熙、雍正两朝只有《清会典》，并没有单独的《则例》或《事例》。从乾隆朝才开始新增《清会典则例》，并单独成书。嘉庆朝将《清会典则例》易名为《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因之。因此，《清会典事例》上的所谓“康熙三十二年时宪书”，不过是乾隆以后的人的笔误而已！查阅《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二年的资料，其中提到了康熙三十二年颁《时宪历》于“科尔沁等二十四处”一事。大意是说，钦天监准备按新的办法测量、计算，并编制《时宪历》。“礼部议覆、钦天监监正明图等疏言：康熙三十二年历内，科尔沁等二十四处，蒙古节气、太阳出入，俱照理藩院旧图推算”。同时，将“哈密等众蒙古亦请增入历内、通行颁发。”《清圣祖实录》的用词是“康熙三十二年历内”，并未说“康熙三十二年书内”，足见康熙时期只存在《时宪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时宪书”！民族主义索隐派的所谓“康熙三十二年时宪书”，又是拿乾隆以后的人的笔误来冒充乾隆元年之前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