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06 王海晨李婷 国家人文历史
转自《百年潮》2011年第1期，转载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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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场景

军人狂妄:可恨
在近代西方工业化大潮冲击下，一些日本政治家对本国地理、资源上的自卑情绪演变成急于改变劣势的自补自救的心理，而自补自救心理的超常膨胀，催生出自补式的内部“强军”和外补式掠夺的疯狂。两种疯狂给日本带来的物质上的“狂喜”，诱发原有政治理念上的极端像癌细胞一样发生裂变，并迅速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国家机体的变化首先使国家机器变成了战争的发动机，日本的独裁者在隆隆作响的战争马达声中，彻底失去了理性。在失去理性的政权操纵下，军人将对内恐怖扩展和放大到整个占领区域，其野蛮性暴露无遗。
日俄战争之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东清铁路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划归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从此，中国人不能过南满铁路，“抓住你，就把你塞到火车里，给你烧死”。等地方政府和日本人办好交涉手续，领人时，“他们已经死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啊。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铁路沿线30里都不允许中国人接近。”南满铁路如同穿行在东北大地上的“蛇形王国”，专门吞噬中国人血汗。

“蛇形王国”再毒，总还有一个长度和宽度，中国人“不能靠近，还可以躲”，而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中规定日本人在东北有商租权、杂居权，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这比“蛇形王国”更加恶毒。“我年轻时吐血，身体不好，有病。”“我当时很悲观吶，不但对我自己的事情悲观，东北呀，二十一条啊。”
“二十一条”何以对张学良刺激如此之深？张作霖顾问町野武马在《炸死张作霖前后》一文中说：“二十一条”签订后，日本政府“给我一个训令：‘发生战争时，俘虏张锡鉴’”。张锡鉴当时是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为了在战争发生的第一时间内俘虏张，训令要求：“贵官应该搬进张锡鉴家。”张问：“你是来干什么的？”“一交战，我就要俘虏你。”町野在中国做了14年顾问，给张作霖做了11年，町野自己说，张作霖身边的人“目睹我有如张作霖之头子”。日本顾问町野是这样，土肥原也是这样。一提起土肥原，张学良愤恨不已：“他这个家伙坏透了。”“我后来跟他闹翻了，他说你没有换我的权力。我是没换他的权力，但是我有不跟他说话的权力吧！我当着特务长官的面，告诉我的门房说，土肥原顾问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我不见。”
日本顾问是日本以强凌弱的缩影，张学良通过日本顾问的所作所为更加看清了日本的强盗本质。

祭祀战犯:宜防
由于近代日本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伤痕太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张学良又是受害最深者之一，因此，张学良直到晚年，一直在关注着日本。当他沉默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开口说话时，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此时的他已把一切都看得云淡风轻，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中日两国的未来。为了未来，他对日本的年轻一代提出了忠告。

总的来说，在张学良同时代人中，很少有哪个人的日本观是如此的客观而完整、真切而深刻。说他的日本观客观，因为一甲子多的时间已经平复了他的昔日之恨；说他的日本观完整，因为这位世纪老人到了晚年还在密切关注着日本发生的一切，而且这种关注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感性、理性、人性，民族的特性、历史的惯性、文化的传承性……说他的日本观真切，因为他对日本的每一个看法都缘于大量的、带血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不是他亲耳所闻，就是亲眼所见，更多的是亲身经历；说他的日本观深刻，因为他对日本关注时间之长、对日本观察之细、对日本了解之深皆有过于常人。
（原文标题为《张学良口述历史谈日本》，刊登于《百年潮》2011年第1期）

也就是说，张学良说那时候没有老百姓不是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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