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国器章太炎
国器章太炎
□罗厚立(北京)
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质疑；而其论政，则向为人所轻，早年便有“章疯子”之称。一般多认为太炎论政的文字，不必认真看待。然而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太炎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的策论，不仅不是隔膜的书生之论，且都颇能切中时弊。其论政多从中国整体出发，眼光远大，所献之策，常常是最应该做的。不过，太炎计之所出，有时要求领袖要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国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顾及本派本党利益，实难超越。结果太炎所献之策，几乎无一被采纳，故给人以所论不中的印象。
在清季民初的过渡时段，遗存的士与新生的知识分子共存，那一两代读书人的心态和行为常有相互覆盖的现象。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晚年却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有时甚而不问政治，恰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1900年严复至上海，太炎曾将其著作呈上，欲得“大将为施绳削”。严复对其文章至为欣赏，赞太炎能“自辟天蹊，不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实希望他专意于学术。但太炎则以“嵇康之遇孙登”来比喻他和严复的交往。按《晋书》说嵇康从孙登游三年，临别时孙登劝嵇康避世不出，“康不能用，果遭非命”。太炎此比虽示谦退，显有不听劝而终欲入世参政之意。然嵇康虽欲用世而不容于世，太炎之言不免有点谶语的意味。后来章氏虽不至死于非命，但其参政论政也多不能为世所接受。
“政治家”或“文章士”？
章太炎不但好论政，也善论政。前者为时人所共知，而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后者则一向甚少得人首肯。刘成禺说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则其喜好可见一斑。章氏自认其长于论政，更在其学问文章之上。据周作人回忆，清季太炎在东京讲学时，已颇叹世人不了解他，常对人们只请他讲学不满；他曾一再十分认真地对弟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所长的是谈政治。周氏在北伐期间一时激动曾写过一篇《谢本师》，那里面也说，他知道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可知太炎自诩长于政治决非虚言，但章氏弟子大都不同意老师的自定位，以学问名家的黄侃即觉太炎论政是“用其所短”。周作人也说：东京听讲的学生们都读过太炎的政论文章，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却仍以为老师的伟大一在反满，二是学问，实在看不出多大的政治才能。北伐期间太炎颇热衷于“反赤”，周氏乃因“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与一些学生一起对章表示不满。这多半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评价，并不足说明太炎是否真正长于政治。
章门许多弟子基本是文化人或学问中人，对实际政治了解不足，很可能看不懂老师的政论文章，恐怕未必真知其师。太炎弟子中能对老师稍具“了解之同情”者，大约要数鲁迅。他以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所以他给章太炎的定位，乃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有一点大体不差：言革命时的章太炎，正处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而其学术贡献虽大，却未必总能占据当时学术言说的中心。
鲁迅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这里当然也还有一个差异，即何者可算“战斗的文章”，恐怕太炎自己与鲁迅的标准就未必相同。与周作人一样，鲁迅对太炎晚岁的政治表现也甚不以为然。若依太炎本人的意思，后来许多人认为其“反动”或“落伍”的那些政论，应该也都很有“战斗性”，不仅不是什么“江郎才尽”，或者还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呢。但鲁迅能认识到太炎的政论超过其学术业绩，已属甚少见的知音。
国器章太炎
□罗厚立(北京)
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质疑；而其论政，则向为人所轻，早年便有“章疯子”之称。一般多认为太炎论政的文字，不必认真看待。然而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太炎在民国历史关键时刻的策论，不仅不是隔膜的书生之论，且都颇能切中时弊。其论政多从中国整体出发，眼光远大，所献之策，常常是最应该做的。不过，太炎计之所出，有时要求领袖要有天下为公的愿望，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而民国政治人物，似又不能不顾及本派本党利益，实难超越。结果太炎所献之策，几乎无一被采纳，故给人以所论不中的印象。
在清季民初的过渡时段，遗存的士与新生的知识分子共存，那一两代读书人的心态和行为常有相互覆盖的现象。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晚年却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有时甚而不问政治，恰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1900年严复至上海，太炎曾将其著作呈上，欲得“大将为施绳削”。严复对其文章至为欣赏，赞太炎能“自辟天蹊，不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实希望他专意于学术。但太炎则以“嵇康之遇孙登”来比喻他和严复的交往。按《晋书》说嵇康从孙登游三年，临别时孙登劝嵇康避世不出，“康不能用，果遭非命”。太炎此比虽示谦退，显有不听劝而终欲入世参政之意。然嵇康虽欲用世而不容于世，太炎之言不免有点谶语的意味。后来章氏虽不至死于非命，但其参政论政也多不能为世所接受。
“政治家”或“文章士”？
章太炎不但好论政，也善论政。前者为时人所共知，而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后者则一向甚少得人首肯。刘成禺说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则其喜好可见一斑。章氏自认其长于论政，更在其学问文章之上。据周作人回忆，清季太炎在东京讲学时，已颇叹世人不了解他，常对人们只请他讲学不满；他曾一再十分认真地对弟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所长的是谈政治。周氏在北伐期间一时激动曾写过一篇《谢本师》，那里面也说，他知道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可知太炎自诩长于政治决非虚言，但章氏弟子大都不同意老师的自定位，以学问名家的黄侃即觉太炎论政是“用其所短”。周作人也说：东京听讲的学生们都读过太炎的政论文章，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却仍以为老师的伟大一在反满，二是学问，实在看不出多大的政治才能。北伐期间太炎颇热衷于“反赤”，周氏乃因“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与一些学生一起对章表示不满。这多半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评价，并不足说明太炎是否真正长于政治。
章门许多弟子基本是文化人或学问中人，对实际政治了解不足，很可能看不懂老师的政论文章，恐怕未必真知其师。太炎弟子中能对老师稍具“了解之同情”者，大约要数鲁迅。他以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所以他给章太炎的定位，乃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有一点大体不差：言革命时的章太炎，正处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而其学术贡献虽大，却未必总能占据当时学术言说的中心。
鲁迅强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这里当然也还有一个差异，即何者可算“战斗的文章”，恐怕太炎自己与鲁迅的标准就未必相同。与周作人一样，鲁迅对太炎晚岁的政治表现也甚不以为然。若依太炎本人的意思，后来许多人认为其“反动”或“落伍”的那些政论，应该也都很有“战斗性”，不仅不是什么“江郎才尽”，或者还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呢。但鲁迅能认识到太炎的政论超过其学术业绩，已属甚少见的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