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美国的留学经历，王小波的书中很少提到。他大姐王小芹说:“小波学成回国后，我曾劝他写写美国的生活。那是1988年，从美国回来的人很少，关于美国的文章也很少。我想，他写出来一定会受人欢迎的。可听了我的建议，他不屑地说:我不愿意写美国。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开始写在美国的经历，写欧洲的旅游。我从其中读到了他的经历，他深藏心中的甘苦。轻松风趣的语言背后，有他身心所受过的磨难。”
　　记者◎李翊
　　大学
　　“脸色黑黄，嘴唇发紫，上身颇长。坐在凳子上，比他身旁的班长高出一大截。”这是1978年进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班上第一堂课时，王小波给刘晓阳留下的印象。事隔多年，王小波的好友、远在美国的刘晓阳回忆起这位大学同窗，仍然喜欢引用当年为纪念王小波去世而写的文章《地久天长》里的语句。
　　“我们第一节课是在人大一座朝北的平房教室里，讲台在西墙，入口在东墙的北角。双人课桌摆了三列。我单独坐在北列的最后一排。王小波和郑英良坐在中间一列课桌的倒数第二排。我是在老师点名时注意到王小波的，因为他和我一位插友同名。”
　　刘晓阳说，刚看王小波的长相，感觉是“口里口外，刀子板带”一类到城根、河沿约架的爷们，“下课后，因为初次见面，大家都故作矜持。我站在教室外点烟，王小波也掏出烟来，好像没找到火柴，很腼腆地跟我借了个火。看来此人不像恶人。我俩站在一起，身材竟是一般高”。
　　刘晓阳说，贸易经济系与经济信息系是当时人大招的仅有的两个理工科班之一。“前者数理化和生物课都有，后者有数学和计算机课。我们班有大约三十一二名学生(中途有一人停学)。除两人来自湖南，一人来自广东外，其他全部来自北京。因为那一年人大是后复校的，没来得及发招生通知，便只好就地招北京生了。我们班有三人，包括我，不是选择了商品学，而是最初因为出身被刷下，后来又分配进的人大。当时班上有三分之一老三届学生，其他人有一些低于老三届的插青和1978年的应届毕业生。全班同学平民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较多，农民子弟只有延庆县来的一人。”
　　“我和王小波属老三届，而且彼此都爱聊天开玩笑。上学期间王小波和我在一起，除了上课，就是瞎聊，天南地北，没什么边际。总是到了快期末时，才坐下来恶补一下功课以应付考试。王小波属于没类型的学生，他平时喜欢的就是聊天，爱好看闲书。至于学习成绩，我因为不大注意自己的成绩，也就更不注意王小波的成绩。”
　　这次好友相识，王小波在《盛装舞步》中也有提及。“初入大学的门槛，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后来发现，他不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于是感情就很好。每天吃完了晚饭，我要在校园里散步，他必在路边等我，伸出手臂说:年兄请——这家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们是同科的进士或者举人。我也说:请。于是就手臂挽着手臂(有点像一对情人)，在校园里遛起弯来，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
　　刘晓阳解释说:“王小波该文提到的就是我，但有很大夸张，很多细节都是他创造的。我们聊过马步，主要是我讲给他听，他没骑过马。王小波纪念文集叫《浪漫骑士》。浪漫则浪漫矣，骑士可算不上。”
　　在刘晓阳记忆中，王小波为人厚道，在班上是个典型的老好人，对任何同学提出的任何要求从来不会说“不”，和每一个同学关系都很好。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对此感触很深:王小波去世一年后，小弟弟王晨光在美国底特律被一黑人刺死。小波大学时的同学、当时应届生里最小的阎景明在加拿大，天天开车过底特律大桥来帮忙。他对王小芹说，小波去世后很久他才知道消息，晚上做梦梦见自己背着浑身是血的小波，往东走不通，往西也走不通，醒来后心里特别难受。
　　考入人大前，王小波在1977年曾参加过一次高考。虽然出身于一个深信“文科可以自学”，“学不了理才学文”的理工科知识分子家庭，虽然与兄弟姐妹一样喜欢理科，但王小波第一次报考的却是戏剧学院。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笑称，“是李银河让他考的”。考试没通过，王小芹印象中是卡在复试一关，“得写高大全人物，小波就不是文坛内的人”。
　　对商品学这个专业，王小波似乎并不感冒。“我多倒霉，上这个劳什子学校。”让他烦恼的，是“洗试管，洗烧杯，洗漏斗，洗该死的坛坛罐罐”，“洗不干净试验做不成就不及格”。王小芹也知道弟弟动手能力不强，但她笑着说，“他其实也适合这个专业。从云南插队回来，他因为得了肝炎很多东西都不吃，鼻子特别灵，一闻就知道食物的好坏”。
　　王小芹所不能理解的还包括，以邋遢为个性标志的弟弟居然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当选班里的生活委员。“那时生活委员要收集班里所有同学的粮票和钱，集体买饭票，小波是那种把东西收来就往兜里一放，至于东西是否放进兜里就不管的人。我当时还纳闷，他这样的怎么能当生活委员啊？得把人家的粮票都丢光。”
　　王小波结婚的消息对全班来说都很突然。刘晓阳说:“因为从未见他谈过恋爱。我还是从班上女生嘴里知道消息的。因那时在大阅览室的报架子上摆的《中国青年报》上曾有过李银河的文章。我们班的女生比较注意看报上时文，都对王小波娶了李银河表示惊讶。我事后才知道才女李银河的。那以前没注意过。”
　　对这场不事张扬的婚礼，李银河曾经简单讲述过:“我们是1980年元月21日登记结婚的，没拍结婚照，也没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那时他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因为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我们是秘密的。我们都不注重形式，他从来没买过花儿，他是不进商店的人。唯一的一次他给我买过一顶纯毛的帽子，是生日礼物。那时是花了5块钱，大概现在要50块吧。”婚事如此隐秘，以致某天早晨当刘晓阳在校门口附近遇见小波，惊奇地问他结婚这事可当真？“小波咧开大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掏出几块糖塞给我。”
　　留学
　　1982年，王小波大学毕业。对于毕业分配，用刘晓阳的话说:“我们无从选择。我们班的北京生除一人去外地，只有我一人是厂来厂去，分到工厂，其他人都分到了机关学校。王小波去人大分校教书，不用坐班，我则要在厂里坐班。”
　　不久，刘晓阳和王小波的夫人都出国留学去了。“小波上下班半路上拐个弯就能到我们厂，他常来我办公室聊天，有时还去厂里的澡堂洗个澡。我们毕业后对将来没什么打算，就是等国家改变留学生政策，以便我们也能走西口去会各自的老婆。那时我们受到两项政策的约束。其一是留学人员不许带家属，如果一人留学，则配偶不得出国。另一条是大学毕业必须服务两年，否则不得出国。”
　　1984年整个上半年，王小波都在忙联系出国的事。护照拿到了，然后是签证。刘晓阳说:“我和小波对签证都心里没谱，还是先侦察一下地形罢。美国驻华使馆门前常围着好多人。据说一旦被拒签，就要在护照上做个记号，很长时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所以很多人在门外打探消息，如果里面的签证官员比较手松，就赶紧去签。如果手紧，就躲着点。看好地形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小波一起进使馆排队，眼看就要轮到我们了，这才忽然感到万一惨遭拒签的恐怖。我们俩互相推诿让对方去趟地雷，小波发一声狠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我前边挡头阵去了。我们俩人那时英语都不行，头天晚上刚结结巴巴背了几句临时可能用的现成句子。不料小波从窗口底下塞进去材料，人家连一句英语都不问，随手就批了。我在小波后边，也和他一样，顺利签成。”
　　刘晓阳特意强调:“当时王小波手里只拿了一份IAP-66表，自然得到的是J-1公派签证。我手里除了IAP-66表以外，还有一份I-20表。我把两张表同时递进去。签证官让我选一个。我便选了I-20表，拿了F-1自费留学签证。我们两人都不是陪读的J-2或者F-2签证，而是各自直接的留学。”
　　“刚走出使馆没多远，又停在那里:下一步该干什么呀？我们想了想，觉得应该是买飞机票和置办服装。于是商定好一个日子，一起去采购。采购那几天，我们俩到处看服装，可就没我们大男人合适的衣服。我和小波走一处生一处气。最后只好到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去买运动服装，兴许还有大号的。因为运动员还是个子高得多。果然不出所料，利生有大号的。于是两人各买一身，权充出国的行头，也顾不得太多体面了。”
　　刘晓阳去的是美国北部的一所大学，王小波去的是妻子李银河所在的东部的匹兹堡。虽然一直有书信来往，对于王小波在美的生活，刘晓阳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两口子玩了不少地方，包括去欧洲;曾经买过一辆旧车;从开始留学到最后回国似乎没搬过家。他们租的住处离匹茨堡大学近到只有步行距离，平日用不着开车。我感觉他们两口子把钱都花在旅游和伙食上了;吃得很好，对住房不怎么挑剔，汽车也可有可无”。
　　事实上，虽然在王小波家人和朋友看来，他是个没什么物欲的人，但是钱的问题和与钱有关的挫折感，正是从留学生活开始对他有比较强烈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