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家里藏书非常多，自小接受贵族化教育，有自己的私人教师。托克维尔的父亲是一位富有教养的贵族，出版过多本著作。他的母亲则是马尔泽尔布的孙女，出身高贵，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时代的托克维尔便能从父母身上感受到那种高贵的气质，从中得到熏陶，逐渐成长为一个热爱自由，个性独立、有担当的青年。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托克维尔还是19岁的时候，为了满足好奇心，他和朋友冒着蹲监狱的危险，准备借用别人的护照，谋划跨过英吉利海峡，去观看伦敦传闻的结实而又有钱的英国猪。
　　1820年，应时任摩泽尔郡（首府梅斯）郡守的父亲要求，托克维尔来到梅斯，进入皇家学院学习。在此期间，托克维尔接触到大量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开始如饥似渴的自由阅读。对于自小接受保皇观点的托克维尔，面对启蒙思想家的新思想，产生巨大的震荡，经历人生第一次精神洗礼。他开始意识到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而民主时代已经初见端倪。
　　几十年以后，托克维尔在一封信中回忆这次思想启蒙：“直到那时，我在一种还未曾让怀疑渗入到精神的信念中过活。然后怀疑开始了，或者不如说怀疑以难以置信的迅猛闯了进来；不仅仅是单单质疑这或那，而是全面地质疑。突然，我感受到了经历过地震的人们的感觉：大地在脚下摇晃，周围的墙壁、头上的屋顶、家具以及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最深沉的忧伤向我袭来，然后是一种对生活的极度厌恶，虽然我对生活还一无所知；看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将要走的路，不安和恐怖几乎使我匍匐在地……这个震荡颠覆和动摇了为我的信仰和行动奠定基础的所有的真理。”[1]

　　1831年4月2日，托克维尔启程赴美，经过38天海上旅程后抵达美国，开始他那为期9个月的著名旅行。在美国9个月的时间里，从西部到南部，托克维尔不仅考察了监狱制度，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集中考察和分析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彼时的美国，正处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统治下，进行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1787年结成联邦的只有13个州，现在又多了11个州，其中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已经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以西。1800年美国还只有500万人口，现在已经超过1300万人。美国的教育制度正在改革，新型大学在创立，监狱制度得到根本改善，全国和平信念得以出现。在建国初期，选举还有资格限制，可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承认成人有选举权，而这又遭到不少法官的警告，担心出现“穷人和败家子控制富人”的局面。
　　据皮尔逊教授在《托克维尔和博蒙在美国》统计，托克维尔一行主要考察的地区是新英格兰，同时也去了五大湖地区、加拿大、俄亥俄州、田纳西州、新奥尔良、查尔斯顿。他们还曾特意到华盛顿了解联邦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拜访的人非常多，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前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哈佛大学校长昆西、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以及最后一位在世的《独立宣言》签字人查尔斯·卡罗尔。在白宫与杰克逊总统的会面可能是礼节性的，但是和其他人的会面，却对他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还和大量的普通人（包括印第安人）进行过交谈，这些人几乎代表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托克维尔和博蒙有很强的追根问底精神，每当与人交谈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追问很多问题，反复请教，并认真记录下来，前后整整用了14个笔记本。据托克维尔事后说，因为他是外来客人，待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因此某些主人会对他讲述一些不便透露给亲朋好友的内情。
　　1832年，他们回到国内。随后不久，博蒙因为拒绝为一件政治丑案辩护而被撤职。托克维尔感到非常气愤，同样挂冠而去。次年，托克维尔和博蒙联名发表《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在法国的实施》，算是完成官方任务，后来这个报告被翻译成英、德、葡等几国文字。之后，托克维尔开始写《论美国的民主》。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图书和档案，并在巴黎雇请两个美国青年帮忙对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两个青年只负责整理资料，没有干别的事情，以至于其中一个青年直到回到美国后才知道托克维尔原来是在写书。

　　历经多年的思考，尤其是11个月的艰苦写作，1835年1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正式出版。功夫不负有心人，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巨大轰动，好评如潮，看来长久的付出是值得的。托克维尔因为这本书赢得巨大的声誉，被人们誉之为孟德斯鸠的传人。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将此书称之为经典著作。当时的名流，包括基佐、托克维尔的远亲夏多布里昂等都在热烈地讨论书中的内容。在托克维尔生前，《论美国的民主》的法文本前后出过13版，逝世后出到17版。截止到1945年，全世界先后有十种文字的译本面世，其中英国和美国就有60多个版本。1839年，因为著作带来的巨大声誉，托克维尔被选为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和众议院议员。法国人文和政治科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795年，院士总名额为50人。
　　第二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影响度不如上卷，但仍不失为一部经典著作。1841年，凭借前两本著作积累下来的声望，年仅36岁的托克维尔荣膺法兰西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635年，院士总名额40人，每当某一位院士逝世，才能投票选举新的院士来补充。法兰西学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声望的学术机构，其院士的称号是整个法国最具荣誉的，一直以来，为世人所尊崇，是今天法国唯一享有贵族佩剑待遇的身份。作为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托克维尔就能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并在日后成为法兰西学院院长，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背后足见托克维尔那两本书所引起的震动之大。

　　那么，这两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呢？上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叙的是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则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分析。下卷虽分为四个部分，但都是关于民主对于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对于美国所出现的不同于旧大陆的情形，托克维尔感到非常吃惊，并提倡要用一套新的政治理论来解释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新的理论，正是托克维尔在这两本书中所运用的民主和自由理论。托克维尔在书中所讲授的内容主要是为了表达一个宗旨，即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成为现实。但是民主也有不少缺陷，如何避免它的短处，尽可能发挥它的长处，答案只能是自由。自由的存在，可以有效避免民主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让民主的运行更加健康，而民主同时又有助于民众养成自由的民情，可见民主与自由之间既有分歧，更有相互补充的地方，互为前提。托克维尔在下卷的结尾处曾写道：“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分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2]不同的人民会给出不同的答复，只是不管哪一种答复，倘若希望尽可能发挥出民主的长处，那么，自由将必不可少。
　　1839年，托克维尔重入政坛，并在这年3月2日当选议员。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对于政治活动有着天然的爱好。他不仅是一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愿意把毕生所学付诸政治实践，推动法国走向文明，正如他在一封通信中所说：“我希望像任何人一样，为法国的秩序和文明的伟大事业而不惜牺牲平静和安宁，必要时还可以冒生命之险。”[3]《论美国的民主》的出版刚好为富有责任感的托克维尔打开通往政治的大门。与大多数长袖善舞、飘忽不定的政客不一样，托克维尔的从政是为了服务于同胞，带有坚定的民主理论和原则，帮助法国建立一个自由、强大、民主的政府，形成一种新的道德法律观念。

　　从1839年到1851年，托克维尔拥有12年多的政治生涯，相对于他那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来说，这12年到底值不值得呢？有的人会认为托克维尔是在浪费时间做一件自己并不在行的事情，也有的人说托克维尔的政治生涯还是给他带来一些东西。后一种说法也许更可取，12年的政治生涯并非完全失败，至少这让托克维尔更加了解法国政治的方方面面，能够接触到各类政治人物，从而既可以掌握足够的信息和内情，又能借机锻炼下自己的敏锐洞察力，而这又在无形之中帮助他写下生命中另一部伟大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对于自己从1848年革命前夕到1849年10月30日退出内阁期间的活动，托克维尔将其写成回忆录，即后人所见到的《托克维尔回忆录》。对于这本回忆录的缘由，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记忆之描述仅为我自己。这本书将会成为一面镜子，我乐于在镜中注视与我同时代的人和我自己。它绝不是我为公众创作的一幅画。对此，即便我的密友也将一无所知，因为我要自由地描绘自我和他们，而不会刻意恭维。”[5]因此，托克维尔一直都不同意将这本书出版，因为它仅仅是为个人所写的，直到临近生命尽头，又加上亲友们的一再恳求，他方才同意这本书在他逝世后新的一代占据公共舞台再出版。于是这本写于1848年革命后不久的回忆录却在1893年方才出版，而此时离托克维尔逝世已有34年。托克维尔是一个性情中人，爱憎分明，他认为某些政坛上的名人对于革命失败是有责任的，因此他在书中毫无顾忌地骂了这些名人。在托克维尔本人看来，这本书是一面智力消遣的镜子，而实际上这本回忆录所具有的价值远远超过一本单纯的回忆录，有助于后人研究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托克维尔一直未得到世界思想界的足够重视，虽然地位也很高，但远没有达到今天这个高度。20世纪是激进主驥义泛滥的世纪，从一战到二战，从纳驥粹法驥西驥斯到社驥会主驥义阵营的建立，人类无不深受其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自驥由主驥义学者逐渐把托克维尔的声望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思想流派都从这里汲取精神养料。而作为托克维尔故乡的法国，因为在宪驥政道路上几经坎坷，于是从50年代驥开始全面反思和研究托克维尔，从中寻找精神力量和理论支持。在今日的法国，托克维尔的故居已经成为全球意义上的朝圣之地，慕名而来的总统、部驥长、议员、法驥官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戏称整个法国都成了托克维尔主驥义者。19⑧9年以来，伴随着社驥会主驥义阵营的解驥体，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西欧国驥家，对极驥权主驥义的批判，对专驥制的反思，对民驥主的追问，对自驥由的向往，再次在一百多年驥前的托克维尔这里相遇。
　　1859年，即《旧制驥度与大革驥命》出版三年后，一束彗星从法兰西的天空扫过，常年从事艰苦工作的托克维尔因肺结核在戛纳英年早逝，一个民驥族自此丧失一个极富远见、惊才绝艳、善良、正直的孩子。
节选自《当旧制驥度遇上大革驥命：托克维尔归来》（未出版）

　　注释：
　　[1] 致斯伟琴夫人，1857年2月26日。Andre Jardin，Tocqueville：a Biography，Farrar，Strauss and Giroux，Inc.，1988，p.61.
　　[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85页。
　　[3] 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50页。
　　[4]夏尔·德·雷米萨：《我一生的回忆》，转引自《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第2-3页。
　　[5] 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周炽湛、曾晓阳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3页。
　　[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地1版，第1页。
　　[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地1版，第2页。
　　[8]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页。
　　[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页。
　　[1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地1版，第34页。

尤其是结尾，真的非常漂亮：
　　1859年，即《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三年后，一束彗星从法兰西的天空扫过，常年从事艰苦工作的托克维尔因肺结核在戛纳英年早逝，一个民族自此丧失一个极富远见、惊才绝艳、善良、正直的孩子。

已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