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的英雄气概
——《孟子·滕文公下》读后感
东博书院研究生 建东
读《孟子》，总能感到一种精神在涌动，这就是孟子在《滕文公下》这篇里总结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
大丈夫的英雄气概不是逞一时之强，不是纵横家景春赞谈的公孙衍身佩五国相印、张仪游说六国之君，虽然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但孟子却认为他们连最起码的礼义都不懂。孟子提出，真正的大丈夫，是居仁（居天下之广居），遵礼（立天下之正位），行义（行天下之大道），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是能接受富贵、贫贱、威武的磨练和考验，修仁心养浩气守节操，心怀天下，拯救万民。
孟子的思想言行不只王侯将相们不理解，就是自己的弟子往往也不明白，比如陈代就觉得孟子不见诸侯是拘于小节，而应该枉尺直寻成就事业，公孙丑也问“不见诸侯何义？”孟子给出的回答是，仁人志士“非其招不往”，这不是矫情于小节而是“不忘丧其元”的大节，是根据自己的志愿来选择，既要遵守礼节，更要忠于自己的内心，违背原则的“胁肩谄笑”和“未同而言”不是君子所为。这正是“威武不能屈”的表现，是养浩气守节操的具体事例。自己养浩气守节操，不屈不移的“直”，才有可能也使人“直”，自己遇事即“枉”的人，怎么能使别人“直”？
君子怎么对待仕？君子之于仕，犹诸侯之于国农夫之于耕，是一种必然的责任，是修养的最终目的，所以“学而优则仕”，仕是为天下苍生的福祉努力奋斗。积极主动的“仕”，是为了实现王道，为了人民大众，有这样抱负有这种使命感的人，才会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虑，才会“皇皇如也”。但“仕”要遵道，要合礼，要“正名”，这样才能居仁行义，故“不由其道而往之”，不欲也！怎么对待食？孟子讲食也要合乎道义，“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弟子彭更则认为，“士无事而食，不可”，并提出君子应该追求的是道而不是为了吃饭（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恐怕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追求仁义礼智信倡导仁政王道为了劳苦大众闹革命，怎么能为了吃饭转来转去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却是为了解决最广大人民的吃饭问题。吃饭问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要义，不承认或不敢直视这个问题，不是糊涂就是虚伪。所以孟子指出，无论是梓匠轮舆还是志士仁人都是要吃饭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高尚卑鄙之分，因而不要苛求动机（“其志”），只论成绩（“其功”）就可以了。
世人都说孟子善辩，谁了解孟子的苦心？孟子回顾了夏商周三代圣贤的事迹，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问题，每个时代的圣贤都要面对时代的要求，所谓时势造英雄。尧舜禹文王武王孔子，都站在各自时代的潮头指点江山力挽狂澜，为当时及后世做出了卓越贡献。孟子所处是一个战乱频仍“邪说”“淫辞”泛滥的时代，孟子“为此惧”，故“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以仁义之心养浩然之气行英雄之举，“闲先圣之道”，倡孔子之学，救万民于水火，雄辩是他捍卫仁义之道的武器，是“沉疴用猛药”的“予不得已也”。当孟子以雄辩成为一个骁勇善战的英雄时，往往会被人忽略了他为什么而战。这就像孔子对《春秋》的感叹一样，知我者罪我者其惟如此！这里，孟子对杨朱墨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杨朱的“为我”“是无君”，是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墨翟的“兼爱”“是无父”是无视纲常伦理的人生秩序混淆远近亲疏的客观差别，都是违背仁义之道的禽兽学说。孟子并不反对爱人，他自己就怀着救天下苍生的慈悲之心，他反对的是不顾远近亲疏的真实差别而要求一律平等的爱。人首先是俗人，你让他无差别的爱每一人根本做不到，结果不是成为把爱挂在嘴边的形式，就是培养心口不一的伪善。人只有先做到“入则孝，出则悌”，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泛爱众，而亲仁”。以孟子的水平不可能不明白杨、墨学说里的合理之处，但有“紫之夺朱”就会有“利口之覆邦家”，孟子正是深刻的看到了这一点，才如此深恶痛绝的批判杨、墨之道，看看历史和现实，自私自利的小人往往大行其道，道貌岸然心怀娼盗的伪士史不绝书，真不知是该对孟子的灼见点赞还是为他的洞察悲哀。
英雄已逝，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振聋发聩响彻古今的声音，这充盈寰宇的大丈夫浩然之气，这光辉的人性却影响了后世的每一个志士仁人，成为他们内心永远的追求，成为他们人生不变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