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在读六年级的时候看起《机器猫》，那会算是国内难得的正版漫画书，有着3块6角的体贴价钱。能够从书店找到的43册翻来覆去全部看完后，发现它还没有完结，但也并不影响在每天中午的时间，常常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而我下着饺子做午饭，随后在等待水开的时间里，观摩着野比如何浪费了一件新的工具而静宜洗了第几回的澡。小学六年级到初中一年级间的中午，谈不上太重的学业负担。饺子是妈妈自己包的白菜馅，中午的电视里放不了什么好节目。被日光泡满的我的写字台，抽屉依旧安静地关合着，没有谁要从那里来。哪怕不曾看过全部的故事，可大部分人对于这个形象的存在还是如同某个常识一般稳固在心里的吧。伴随着“拥有许多强大的工具，哪怕只给我一样也能使现在不至于这么糟”的注脚，是否某个空间里，上帝的形象便是这样一个蓝色的没有耳朵的造型。尽管它偏偏眷顾了野比这样一个废柴。
似乎十二和十三岁的年纪里还装不住过多是非，可对于自己来说哪怕仅仅和朋友的吵架也能郁闷上好几天，而考试依旧有，考不好也算是常事，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只有周六周日回来，周一早上他用我的自行车带着我到车站后，我再骑车去学校。会站在车站一直看着爸爸上车，然后再掉过车龙头。
是很憋屈的吧，如果说难过有点重了的话。
有一年夏天的夜里，我家的自行车棚遭了窃，我和妈妈的两辆自行车都被人偷走了，只剩下最破旧的一辆。妈妈的学校相对近些，所以剩下的那辆旧车让给了我骑。也许有好几年寿命的已经可谓难看的自行车，骑着它要去和刚换了粉红色新车的同桌打招呼，甚至随后并行出发。
班级里评选什么委员，也可能是班干部或三好学生，第一次用上了当面投票的方法，支持的就站起来，不支持的就继续坐着。候选人中有我，在老师念到我名字的时候，从不敢到强迫自己去环视究竟站起来的有谁。太过透明的方式里，当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算是自己好友的人因为先前的争吵而坐在椅子上看也不看我一眼。
记得最后离过半的票数还差一张，老师在讲台上问着：“还有人选她吗？还有人选她吗？”我不甘心又慌乱着，伸出手去拽住她的袖口一扯又一扯说：“求你了，求你了啊。”她只是把头别得更开。这个时候听见边上传递的小规模的嗤笑声。直到初三才开始写硬笔书法，所以在小学六年级时只能勉强算是“字写得不歪”。班里出黑板报，因为实在凑不出人才把我拉去写了1/3。随后在上学前踏进教室，正听见“这边写得最好，这边第二，这个最烂”。“最”和“烂”放到眼下来看，依旧是很强烈的形容，而那时它们正好扔到我的脸上。还得装作很大度地笑笑表示不介怀。但如果真的不介怀，我又怎么会直到今天依然记得如此清楚。
初一时做了语文课代表，仅仅两个月后，从午休的操场上跑到教室里，便被铁青着脸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宣布着“你工作太不负责，课代表别当了”。一直茫然错愕到晚上回家，才知道是和班主任同校的妈妈在上午的会议里批评了她。所以不要说十二三岁的年纪里装不下太多是非，每件，每件发生的事里都会有已经成形的黑色小胚胎，还愁没有它们长不成未来的坏事情吗。
用一个口形说：“只是漫画么。”
“只是漫画么？”
“你不存在吧。”“真的不存在吗。”
在范晓萱凭借《你的甜蜜》专辑而大红大紫的当年，里面几首《机器猫》动画的歌曲也变得流行起来。尽管和后来在电视里听见的翻译并不相同，可“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的句子还是更长时间在脑海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
外婆是信佛的。在她家小小的阁楼里，有专门用纸糊的一个神龛，里面放着一小尊佛像。每次外出回来，或是每个月的某几天，外婆都会在佛像面前拜一拜，嘴里也念念有词，虽然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外婆的命也算不上好。印象里最深的是听妈妈说的一件事，在外婆还不是外婆，仅仅十岁出头的早年，去弄堂里倒垃圾的她看见垃圾里一条好看的花布，动手去捡拾的时候，正好有人从上面倒下一盆开水，所以外婆的脖子后面至今还留着当年的灼痕。早几年在外婆家住过的一段时间里，每次遇见丢了钱包不想让父母发现或是遭遇考试前夕等等事件时，我也会站到那个小佛像前看一看，偶尔甚至会闭上眼睛许愿，不想去管真或假，只要有人能够保佑一下。佛祖或者真主安拉，基督耶稣或是玉皇大帝，和他们并列坐在同一排VIP席的，有没有没有耳朵的蓝色的猫形机器人？在几年前它的创造者还没有去世时它有各种名字好比“机器猫”“小叮当”或“多啦A梦”，而几年后它的创造者在去世前向全世界宣布说希望在他死后能将各种名称统一起来，用不着那么多种翻译了，就叫“多啦A梦”吧。我所能记得的各种工具里，竹蜻蜓其实并不被自己喜欢，相比之下随意门岂不更加简便，而新旧包袱皮的用处也很了不起，缩小灯在每次搬家的时候都会被惦念一下。
似乎十二和十三岁的年纪里还装不住过多是非，可对于自己来说哪怕仅仅和朋友的吵架也能郁闷上好几天，而考试依旧有，考不好也算是常事，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只有周六周日回来，周一早上他用我的自行车带着我到车站后，我再骑车去学校。会站在车站一直看着爸爸上车，然后再掉过车龙头。
是很憋屈的吧，如果说难过有点重了的话。
有一年夏天的夜里，我家的自行车棚遭了窃，我和妈妈的两辆自行车都被人偷走了，只剩下最破旧的一辆。妈妈的学校相对近些，所以剩下的那辆旧车让给了我骑。也许有好几年寿命的已经可谓难看的自行车，骑着它要去和刚换了粉红色新车的同桌打招呼，甚至随后并行出发。
班级里评选什么委员，也可能是班干部或三好学生，第一次用上了当面投票的方法，支持的就站起来，不支持的就继续坐着。候选人中有我，在老师念到我名字的时候，从不敢到强迫自己去环视究竟站起来的有谁。太过透明的方式里，当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算是自己好友的人因为先前的争吵而坐在椅子上看也不看我一眼。
记得最后离过半的票数还差一张，老师在讲台上问着：“还有人选她吗？还有人选她吗？”我不甘心又慌乱着，伸出手去拽住她的袖口一扯又一扯说：“求你了，求你了啊。”她只是把头别得更开。这个时候听见边上传递的小规模的嗤笑声。直到初三才开始写硬笔书法，所以在小学六年级时只能勉强算是“字写得不歪”。班里出黑板报，因为实在凑不出人才把我拉去写了1/3。随后在上学前踏进教室，正听见“这边写得最好，这边第二，这个最烂”。“最”和“烂”放到眼下来看，依旧是很强烈的形容，而那时它们正好扔到我的脸上。还得装作很大度地笑笑表示不介怀。但如果真的不介怀，我又怎么会直到今天依然记得如此清楚。
初一时做了语文课代表，仅仅两个月后，从午休的操场上跑到教室里，便被铁青着脸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宣布着“你工作太不负责，课代表别当了”。一直茫然错愕到晚上回家，才知道是和班主任同校的妈妈在上午的会议里批评了她。所以不要说十二三岁的年纪里装不下太多是非，每件，每件发生的事里都会有已经成形的黑色小胚胎，还愁没有它们长不成未来的坏事情吗。
用一个口形说：“只是漫画么。”
“只是漫画么？”
“你不存在吧。”“真的不存在吗。”
在范晓萱凭借《你的甜蜜》专辑而大红大紫的当年，里面几首《机器猫》动画的歌曲也变得流行起来。尽管和后来在电视里听见的翻译并不相同，可“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的句子还是更长时间在脑海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
外婆是信佛的。在她家小小的阁楼里，有专门用纸糊的一个神龛，里面放着一小尊佛像。每次外出回来，或是每个月的某几天，外婆都会在佛像面前拜一拜，嘴里也念念有词，虽然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外婆的命也算不上好。印象里最深的是听妈妈说的一件事，在外婆还不是外婆，仅仅十岁出头的早年，去弄堂里倒垃圾的她看见垃圾里一条好看的花布，动手去捡拾的时候，正好有人从上面倒下一盆开水，所以外婆的脖子后面至今还留着当年的灼痕。早几年在外婆家住过的一段时间里，每次遇见丢了钱包不想让父母发现或是遭遇考试前夕等等事件时，我也会站到那个小佛像前看一看，偶尔甚至会闭上眼睛许愿，不想去管真或假，只要有人能够保佑一下。佛祖或者真主安拉，基督耶稣或是玉皇大帝，和他们并列坐在同一排VIP席的，有没有没有耳朵的蓝色的猫形机器人？在几年前它的创造者还没有去世时它有各种名字好比“机器猫”“小叮当”或“多啦A梦”，而几年后它的创造者在去世前向全世界宣布说希望在他死后能将各种名称统一起来，用不着那么多种翻译了，就叫“多啦A梦”吧。我所能记得的各种工具里，竹蜻蜓其实并不被自己喜欢，相比之下随意门岂不更加简便，而新旧包袱皮的用处也很了不起，缩小灯在每次搬家的时候都会被惦念一下。
